揭秘：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如何转移上海首脑机关【7】

战略转移：中共临时中央秘迁苏区瑞金

向忠发以出卖灵魂、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代价乞求敌人留他一条性命，但得到的是蒋介石“就地处决”的电令。于是，在他被捕的第三天，6月24日凌晨，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就对他执行了枪决。

如此快地枪毙了已经叛变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蒋介石的一个失误。立功心切的熊式辉在逮捕向忠发后即向南京报告，由于此时向忠发还没有招供，蒋介石故而毫不犹豫地下令枪决。但是，向忠发被引渡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后当晚就招供了。这一情节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处理惯例，是可以不杀的。的确，留下向忠发，将会对中共产生超过顾顺章的更大的打击。于是，熊式辉又致电蒋介石上报向忠发叛变的情节。蒋介石收到熊式辉的第二封电报后，也觉此前处理有些不妥，马上改变主意，电令熊式辉“暂缓处决”。但为时已晚。

这时，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带领全党顺利渡过这一严峻局面，成为中共中央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按照能力、水平、斗争经验，周恩来自然是比较理想的人选。但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王明的手里，尽管向忠发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他一死，王明更是自然地主持起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尽管并没有正式担任这一职务。

直到这时，王明才真正有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这期间王明曾经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居住，也曾经到尼姑庵躲避过一段。

王明选择了重返莫斯科，出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而没有选择当时中央作出的战略转移的方向：中央苏区。因为，在王明看来，那里既处于穷乡僻壤，又处于强敌包围之中，比上海强不了多少。

在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再赴苏联的同时，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克服困难局面，顺利渡过目前的严重危机，进行了多次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最主要的是：

（一）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鉴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于9月下半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二）重新建立警报、情报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调整了中央特科的编制，由陈云兼任第一科科长，负责总务；潘汉年兼任第二科科长，负责警报、情报；康生兼任第三科（红队）科长，负责打击叛徒、奸细。

（三）作出了对在上海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央负责同志逐渐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决策。

此后，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负责同志先后离开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

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央苏区有一条秘密通道：从汕头出发，经大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往赣南。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就通知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到上海汇报工作，向他详细询问了这条交通线的沿途情况，并做了准备。

周恩来是1931年l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的。那天，他上身穿藏青色哔叽对襟短衫，下身穿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头戴鸭舌帽，装扮成广东熟练工人模样，在交通员黄有恒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经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上了一艘英国的小火轮。交通员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黄有恒与肖桂昌接上头，把周恩来安顿好，由肖桂昌负责全程护送。

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周恩来搭乘的小火轮船离开码头向近海驶去。这艘客货混装的小火轮船，只能沿海岸线行驶，颠簸很厉害，但比较安全。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抵达汕头。

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来在“金陵旅社”下榻。不料刚一进门，就发现在楼下拐角处的一个玻璃框里有一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照片里就有周恩来。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退掉这里安排好的房间，住进棉安街一间小旅店。次日清晨，周恩来化装成一个画像先生，身着长袍，头戴礼帽，肩挎广东藤篮，由交通员肖桂昌、黄华护送，坐火车到潮安，而后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埔。船到大埔，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青溪站上岸，到达大埔交通站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