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如何转移上海首脑机关【6】

一开始，向忠发没有打算叛变。他对法国巡捕供称姓俞，否认自己是向忠发。但在侦缉队眼线指证其右食指断缺半截的特征后，向忠发只得招认。6月22日晚，他被引渡到上海西门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

最早得知向忠发被捕消息的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黄慕兰。6月22日，她在巴黎电影院旁边的东海咖啡馆，遇见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政治部翻译曹炳生。据曹炳生讲，嵩山路捕房捕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被押到卢家湾来了。他不知道被捕者的姓名，只说有50多岁，湖北人，一双手9个指头，金牙齿，“卖相”倒蛮好……还说：“南京方面马上就要派人过来，准备将他引渡过去……”黄慕兰听后大吃一惊，急忙设法找潘汉年报告此事。潘汉年仔细分析后，判断可能是向忠发被捕,立即通过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康生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正为向忠发一夜未归、不知去向而着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销毁了存放在家里的一些机密文件，与邓颖超、李富春、蔡畅搬进四马路(今福州路，江西路口)外国人开的都城饭店。

1988年8月30日，邓颖超致信中共中央书记处，见证她所知道的向忠发被捕叛变的经过。信中说：

这天（23日）中午，我们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说他在静安寺路底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消息。当时，我们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张月霞（后来关在南京反省院，抗战时放出）、张纪恩、苏才。我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在下午约四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这时，秘书长余泽鸿也正在找我，十分焦急，他也尚未找到恩来同志，通知他这个消息。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我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在分开后又得到内部工作关系的确信，向忠发的确叛变。蒋介石在南昌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如获至宝，立即复电，马上处决。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刊登邓颖超这封信时还加了编者按，指出“这个材料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交本刊发表，以澄清这个历史事实。”足以说明邓颖超关于向忠发被捕和叛变的史实是准确的，而该刊发表邓颖超的这个材料是经过中央授权的，其权威性不言而喻。

在侦缉队的刑讯室里，面对死亡，向忠发确实害怕了。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向忠发开始动摇。当他站在刑讯室的各种残酷的刑具前，尚未动刑，就双膝跪地，招供叛变了。

向忠发供出了任弼时的夫人、担任党中央秘密机关工作的陈琮英。供出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23日上午，大批中西巡捕包围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海宁路)恒吉里1141号。由于党中央在前一天已将两大木箱文件转移，巡捕特务搜查时，只搜到王明写的一本《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其他一无所获。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张纪恩、张月霞夫妇，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捕,也关进了龙华监狱。

向忠发供出了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23日深夜，他带引特务搜查周恩来和瞿秋白的寓所，幸好周、瞿已于当天下午撤离，敌人再次扑空。

向忠发还给敌人写了供词。在供词中，他供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党内分工、特务委员会及其分工、各苏区负责人、各省委负责人、红军各军负责人以及全国党团员人数、分布，军队人数等。还向敌人供出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工农红军的编制、人数、主要领导人、住地、资金来源等机密，有的还涉及党的核心机密。正如周恩来所说，“有的机密只有中央少数人知道，却都一一在口供中暴露了”。尤其是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向忠发的叛变，在政治上对中共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