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秘书纪东谈周恩来：忍辱负重 严于律己【5】

周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并说：“封建王朝的衙门口还挂着一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他曾用看到的一个例子教育我们：“一次，我到石家庄地区检查工作，看到一个地方的墙上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的标语。”周总理边说边比画着字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干部作风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啊！”我听周总理说完，便笑着说：“按照这种逻辑，周总理您出巡的时候就该‘天翻地覆’了。”这本来是我想让周总理放松一下心情，随意说的玩笑话。可周总理没有笑，他沉思了一下说：“干部一出门，就前呼后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这样做就把主人和公仆搞颠倒了。”

周总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的外线电话，经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周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他总是非常和蔼而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革”中，这部电话一直对外联系，号码是公开的，因此有很多人知道这部电话的号码，经常有人打进电话来，让我们向周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周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于是，这部电话一直保留下来了，始终没有改号。

为了方便群众交通，保证行人安全，1969年12月28日周总理对北京市的交通作出批示：东西长安街、市区环行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标清，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间的“安全岛”也要恢复起来。没有平时的关心、留心，谁会为普通行人的方便和安全提出这么详尽具体的意见呢！

周总理对群众交通安全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坐车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周总理从大会堂开完会回中南海，那天正下着雨，他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人的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北京西郊玉泉路口，有一个因附近栽有五棵松而得名的汽车站，叫“五棵松”。有一天，我随周总理从西山回西花厅，经过玉泉路时车速较慢，周总理指着外面的松树问：“你看，五棵松怎么只剩三棵了啊？”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周总理说：“以前这里就有五棵松树嘛，应该补上两棵。这里有个汽车站，外地人到北京，一看只有三棵松树，就会莫名其妙，补上两棵，才名副其实。外地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五棵松’车站了。”后来有关单位真的补栽了两棵松树。从此，人们又看到有五棵苍翠挺拔的松树，屹立在玉泉路口。

1974年6月的一天，周总理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我们给他挑选送阅的文件资料。在这些资料里周总理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这封信反映，山西省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山区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盐比城里还贵，这怎么行？周总理深知这一分钱对山区农民的分量，并且关系到城乡物价政策。他躺在病床上，立即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

这几件事情，都很平凡细小，却都与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但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事，映照出一个伟大的周总理，一个把伟大蕴含在平凡之中的周总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他把满腔的关爱、真诚，具体地给予了人民；他也得到了人民发自内心、久远真诚的热爱！

（作者系周恩来总理秘书、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