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秘书纪东谈周恩来：忍辱负重 严于律己【3】

其实，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周总理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唯命是从，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对“文革”推波助澜；二是公开与毛主席抗争，阻止、抵制“文革”的发生、发展和错误；三是随波趋势，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这个国家带出浩劫。选择前五条中的任何一条路，都能够很好地“保”住他自己的身体、地位和名誉，但带来的却是更多人的厄运、党和国家更深重的灾难。几十年党内斗争锤炼和自我严格修养形成的崇高人格和坚强党性，使总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在“文革”期间，他在“地狱”和“苦海”中“履薄冰”、“临深渊”，承受着无比的煎熬。为此，他历尽了艰辛，倾注了智慧，耗干了心力，也摧垮了身体。即使是在受到最不公正的抨击时，在毛主席连续批评，政治局会议严肃批判，“四人帮”疯狂围攻的艰难时刻，他也不逃避，不退缩，而是忍辱负重，坚持斗争。我同意有的人说的：“文革”中，多亏了有周总理站在毛主席身旁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周总理是个严于律己、勇于做自我批评并善于纠正错误的人。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来自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来自于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来自于他切实具体的自我修养。

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期间，感到周总理的自我批评精神有很多特点，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为了国家利益，亲自赔礼道歉。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和亲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的待遇。周总理在讲话中对这些情况逐个举例说明。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对于已经回国的专家，周总理提出：如果他（她）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将诚恳欢迎他（她）们，以弥补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她）们的过失。在说到今后外国专家工作时，周总理说：“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评的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

泱泱大国总理，不顾自己位高权重，当众赔礼道歉，在场的各国专家无不深受感动，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温暖了很多受伤的心，从而挽回了极“左”思潮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

二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面前，敢于承担责任，解脱做具体工作同志的精神压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抓住机遇，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展开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段时间，我们也感到他的精神很好，心情舒畅。但好景不长，由于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思潮，实际上也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会最终导致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所以周总理批判极“左”思潮的行动，不仅江青集团是极力反对的，毛主席也不能容忍。1972年年底，毛主席明确表示：“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要少批林彪的极左思潮。”从此，总理的厄运接踵而至。

1973年6月16日至2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会谈还没有结束时，周总理让外交部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情。在姬外长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新闻司的内部刊物第153期《新情况》上。文章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指出：“美苏两家欺骗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

周总理看后，表扬了这篇文章，对外交部说：“《新情况》153期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况》153期后，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