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周恩来两次送回家的“康家二小姐”【2】

“爸爸，我要去延安了！”康岱沙郑重地说。

“什么，去延安？！你想都别想。延安条件那么艰苦，你能吃得下那个苦？……”康岱沙一开口，一向开明的康心之立即暴跳如雷，严厉斥责康岱沙。

“其他同学都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我早就想离开这个纸醉金迷腐朽的家，你看看，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前方将士成天流血流汗，你们在后方呢，成天醉生梦死。我要离开这个家，我要去抗日，就是去当个护士，为抗日将士包扎伤口也愿意……”

父亲的反对更加强烈地刺激了康岱沙，她愈说愈激动，她列数重庆上层社会的堕落和穷人的疾苦、国土沦丧和失去家园的痛苦。父女俩不断地争吵着，谁也说服不了谁。

临了，康心之痛苦地说：“女儿，如果你不听我的话，固执己见，我就在《国民公报》上声明和你脱离父女关系，你自己看着办。”说完，他便气呼呼地回到楼上自己的卧室。

“脱离父女关系！”一向慈祥的父亲，如今却说出这样绝情的话来，痛苦的泪水盈满康岱沙的双眼。父亲康心之性情温和，喜好结交朋友，疏财仗义，被誉为“近代孟尝君”。他从小受大哥康心孚、二哥康心如爱国思想的影响，16岁时便跟着著名报人张季鸾办报。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9年，学习经济。从日本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教书，经李大钊推荐，参加国民党，出席国民党一届党代会。与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关系密切。李大钊被害后，他曾帮助刘清扬避难天津。在河南做财政厅长时曾下狱，幸亏世交于右任与河南督军有交情，才予释放。二三十年代在重庆时，重庆的杂牌军无军饷，师长找到康心之要钱，康也慷慨解囊。1937年底，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康心之在后花园造屋筑墙，延请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居住，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陈昌波也住康家。平日里来康家吃饭的人也不少，每顿几乎都有七八十人吃饭。为了照顾来家的客人，康心之雇请了两个专职管事、20多个男女佣人。

几天后，康心之叫住女儿，说要和她再谈谈。康心之平静地对康岱沙说：“你现在高中毕业了，就与哥哥一块去美国上大学。明天去体检。”

“全国都在抗日，我哪有心思读书。”康岱沙说。

“邵老伯要去苏联任大使，我们请邵老伯送你到苏联去，苏联不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嘛。你怎么就老想着延安共产党呢？”康心之耐心地开导。

“我去延安，是不愿意做亡国奴，是到前方去打仗。”康岱沙争辩道。

“不管怎么说，不许你去延安，否则，像你姐姐一样当个太太。”康心之失去了最后的耐心，武断地下了命令。

“像姐姐？！”姐姐康彰1913年在日本出生。康心之虽留过学，仍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抗战初期，康彰喜欢话剧，与演员白杨关系极好，也上台去演戏，扮演《雷雨》中的繁漪。这事被父亲知道后，将康彰一顿大骂。后来，康彰就嫁给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言人张平群。婚后的康彰成天与重庆所谓的名媛淑女混在一起，不是开舞会，就是围方城。康岱沙对这样的生活深恶痛绝。如今，父亲让她去过自己厌恶的生活，她是决不会答应的。康岱沙下决心离家出走。

7月的一天，康岱沙收到一张纸条，这是党组织给她去延安的介绍信。然后，她就悄悄地离开了重庆，乘汽车到了成都，住到开中药房的同班同学家里。在成都，康岱沙辗转找到了党组织，组织通知她到邵城公园接头。那天，康岱沙一个人到了邵城公园，果然看见一个穿黑色长衫、梳着背头的中年男人。康岱沙走上前去用暗语和他接上头，那人询问了康岱沙家庭情况和离家后的情况，接着交给康岱沙一个很小的纸卷，说：“这是你的党组织关系，要放在贴身内衣里带到延安，然后交给党组织。”康岱沙接过纸卷，小心地放好。看康岱沙收好纸卷，那人说: “有一位党员同志的妹妹也要去延安，你们可以假扮表姊妹一起去，她比你大，你就叫她表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