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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基辛格1971年密谈谈了什么?

张 静

2018年08月07日17:0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周恩来的施压下,基辛格不得不对中方在台湾问题上所提五点要求表明态度。中方的五点要求是: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三、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四、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五、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基辛格表示:“其中四点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并且保证尼克松在访华时会向毛泽东重申:“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不支持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不支持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而“台湾属于中国”一条,基辛格认为其他三点满足之后,这一点自然就实现了。“因此,只有一点,我们要等到大选之后,这就是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11—412.)

随后在周恩来的追问下,基辛格再次重申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我们不会给予任何支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们不能为没有美国参与、没有美国支持的事情负责,因此,我们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它。我重申,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美国支持它的情报,请告诉我,我会立即制止。”(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15.)不仅如此,基辛格还表示,尼克松政府不仅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而且绝不会支持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大陆的进攻。(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33.)

对于基辛格在第一天会谈中提出的美国在日驻军可以防止日本重整军备、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论点,周恩来的回应“严厉而精准”,目的也是要迫使美方明确表达政策态度。他指出,在中方看来,“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兴”,而始作俑者便是美国:“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受到你们两国在1969年声明的鼓励和支持。”“日本第四防御计划的总开支,是前三个计划的1.5倍。第四个计划超过160亿美元,而前三项计划只100亿多一点。”而第四防御计划远远超过了日本自身的防务需求。按照目前日本的经济实力,日本可能不需要五年就能完成这项计划。(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06—407.) 对此,基辛格承认,日本拥有自我防御的能力。他承诺:“我们不会鼓励、并且事实上我们反对日本的军事扩张。”(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22.)

在7月11日基辛格临行前的会谈中,周恩来又再次提到了台湾问题。在前两天中方提出的五点要求之外,又提出两点:第一,中美建交时,美国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必须废除;第二,针对日本,美国需承诺,美军撤离台湾之前,不让日本军队进驻台湾;控制日本不参与“台湾独立运动”。对于第一点,基辛格表示,美国政府非常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对于美台“废约”的要求,在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中国政府坚持的中美建交的必要前提。而对于日本,基辛格承诺:“只要在我们能够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内,我们将反对它这么做。”(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46—447.)

结 语

在基辛格来华之前,尼克松和基辛格定制了一整套谈判策略。他们认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抗衡苏联威胁的迫切之需,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将呈现灵活姿态。那么,华盛顿就可以通过增加北京对于苏联威胁和日本在东亚发展趋势及“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以实现三方面的目的:其一,利用北京对苏联威胁的担忧,促使北京同意暂时搁置台湾问题或做出妥协。其二,将台湾问题分为从台湾撤军和从政治上承认“一个中国”两步走,在军事方面,将美国从台湾撤军同结束越战相“挂钩”,迫使中国人为缓和中美关系并解决美军驻台问题,向北越领导人施加与美停战和谈压力;在政治方面,将“一个中国”的政治表态推延至讨论中美建交时再解决,迫使中方进一步主动缓和中美政治关系。其三,利用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强调美军驻台的必要性,延迟从台湾撤军。(Department of State, U.S. Strategy in Current Sino-U.S. Talks, Secret, Strategy Paper, January 21, 1970. DNSA, Item Number: CH00120, pp7—8; Memorandumfor the President's File, Subjec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Dr. Kissinger and General Haig, Thursday, July 1, Oval Office, Washington, July 1, 1971,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p354—357.)

然而,中国领导人在谈判桌上一一打破了美方的谈判策略。周恩来先发制人地提出“互惠”的谈判原则,这就戳破了以“和平”、“平等”等措词伪饰其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的基辛格的“道德”外衣,为解决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也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订立了基本的原则。按照互惠的原则,周恩来巧妙地利用尼克松访华的希望,尽管并不为尼克松的访华铺设任何前提条件,但提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之一应当是中美双方就解决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方案。这就使美方设计的分军事和政治两步走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破产,并将缓和双边关系的责任分担给美方。

关于与苏联和日本的关系,与基辛格的料想完全不同,中国领导人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并没有表示出担忧,更没有乞求美国援助之意。周恩来更为关心的是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向及其对台湾的意图。按照毛泽东有关“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指示,中国领导人向基辛格展现了中国人不怕牺牲、不怕恫吓、不怕侵略的勇气和立场,从而反制美方承诺将压制日本觊觎台湾的野心。

〔作者张静,女,中共中央党校讲师〕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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