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火队长"周恩来如何在"文革"中苦撑危局 【4】

　　江青只好“丢车保帅”

　　1967年2月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更是不可一世，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这时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左右横行的风云人物。

　　1967年8月7日晚9时，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不久前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当作“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拖着一条打着石膏绷带的伤腿，靠在躺椅上，接见匆匆应召赶来的外交部造反派。

　　刚刚在上午因揪斗陈毅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的造反派一见到王力，就像在外头受了气的奴才见到了救命的主子，纷纷诉说各自的“委屈”。造反派一阵“诉苦”后，王力开讲了：“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这么神秘，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个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

　　接见一直持续到11时。周恩来是在第二天从造反派散发的传单上得知王力的讲话内容的。

　　周恩来曾在各种场合对外交部群众组织一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外交业务大权属于中央，绝不允许夺，只能监督。对业务的监督也是有范围的，不是全部。然而，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势一度失控。

　　8月19日，有恃无恐的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3天之后，8月22日晚，狂热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周恩来接到冲砸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卫戍区部队劝说群众撤出，保护好代办处工作人员，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卫戍区部队奋力扑救，到24时才把火扑灭。英代办与其他15名人员一起，被部队从火场中救出。另有7人分别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兰驻华使馆。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连同此前发生的造反派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把新中国外交和国际声誉降至“冰点”。周恩来的愤怒、无奈可想而知。

　　23日凌晨3时，火烧英代办处3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把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严厉批评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代办处的行径。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妄图打倒一切，搞乱一切，乱中夺权。但毛泽东也绝不容许中央文革一伙这样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乱法。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心里还是有考虑的。8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煽起的“揪军内一小撮”，搞得军队人心惶惶也很不满，提出过批评。

　　物极必反，作恶者必自毙。中央文革一伙没料到他们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阵，把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

　　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单独找跟随毛泽东南巡、中途回京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谈话，并要他直接去向在上海的毛泽东请示报告。

　　杨成武带着装有王力“八七讲话”和关锋“揪军内一小撮”材料的档案袋赶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当时没有表态，只说了句：“知道了。”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其中，王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做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回到北京，杨成武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8月26日晚，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4个月之后，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这是一件绝密级的政治事件，没有对外宣布。但对江青一伙来说绝不亚于8级大地震，迫使他们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因为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也只好“丢车保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