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央“九月来信”【5】

　　至于应该如何纠正这些错误，中央“九月来信”提出了这样的方案：

　　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最后，“九月来信”转达了中央的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周恩来拿着他要陈毅代笔起草的“九月来信”，仔细推敲，从主要精神到每一字句，都准确表达了他所要说的内容，他郑重签上了发信的日期：9月28日。

　　陈毅后来回忆：恩来同志说，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请毛泽东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

　　陈毅在当时恐怕还未能预料，这封“九月来信”不仅是对于朱、毛二人，对于朱毛红军，而且对于红军建设乃至后来百万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29年12月29日，古田会议圆满结束。

　　人们不禁会问，古田会议之前红军党内存在着诸多看来难以调和的意见分歧，何以能够如此顺利地一致通过洋洋洒洒两万多字的决议?古田会议的参加者萧克对此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第一，中央来信，对开好这次会议有重大指导作用。

　　第二，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第三，红四军自“七大”以来，有许多新的经验和认识。

　　第四，以总结经验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党内问题，是好方法。

　　萧克的回答是正确的。他在后面还加了一句：“在这四点之中，主要还是陈毅去中央报告工作后得到中央的正确指导。”这就是说，周恩来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顺利通过，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这一点，过去并不被人重视，现在提出来，是一个理论创新，还可以深入地加以研究。

　　事实上，类似萧克观点的表述，早在1930年5月熊寿祺给中央《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中，已经提出。原文如下：

　　我附带报告目前朱毛问题的状况：从陈毅同志回来之后，接着党内就开第九次代表大会，把过去的工作路线纠正过来了，关于政治的争论，都已成了过去。大家都在九次大会一贯的路线下进行工作，他们俩都能接受中央的指示，知道他俩目前在政治上的作用，朱毛不可分离。所以只要大的路线、政治上的主张没有不同，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了!这就是朱毛的现状，我恐中央不明白，故报告之。

　　这段话的逻辑很清楚，首先是陈毅带来了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然后据此召开古田会议，接受中央指示，从而纠正了过去的错误，结束争论，而朱毛都能在中央指示精神之下团结一致，不可分离。

　　熊寿祺对古田会议还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次会议“接受中央指示，对于各种工作路线都有具体决定，九次大会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次大会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的历史”。

　　熊寿祺作这份报告的时候，职务是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代理政治委员，受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直接领导，并受毛泽东指派前往上海党中央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熊寿祺在到上海以后向中共中央写的这份报告，不只是代表红四军，实际上也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

　　曾经发生尖锐冲突和思想对立的一场争论，不过短短一个月，烟消云散，完全化解。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表明，一个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在闽西上杭县古田这个小山村里诞生了。或许在当时，几乎还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古田会议决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的巨大作用。

　　古田会议结束以后第8天，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红四军在此一个月中，主要是休整和为开古田会议作准备，“现在着手使大会决议一一深入，此一月当中红军得休息整顿的机会。大会决议及中央指示，即在理论上克服各种倾向，一一执行的问题，当待的今后的督促与奋斗。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斗争，但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短短几句话，昭示了古田会议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