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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编制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 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

2018年07月03日15:5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脏活儿”与“干净活儿”

  中共中央机关设在延安,国民党封锁延安的指挥部在西安,这两个城市既是两党的代称,也是秘密战争的对手。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抵达西安,在这个国民党统治区采取三重部署: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半公开的陕西省委、秘密的西安情报站。

  共产党利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这个公开机关,大力开展统战活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八办主任,因为对话的国民党行营主任程潜是个老相识。八办还设有大功率秘密电台,李克农的儿子李力是电台台长。

  八办驻地七贤庄一号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的心头大患。国民党特务采取全方位的监视措施,大门外设立公开的岗亭,旁边的小学堆土成山,对面的中学墙后挖洞,设立隐蔽的监视点。

  特务监视虽然严密,却无权禁止八办人员外出。八路军代表宣侠父身穿少将军服,出入于国民党军驻地。不久,这个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人物失踪了。

  宣侠父失踪,西安八办多次找天水行营向蒋鼎文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一直推托,胡宗南更是赌咒发誓不知情。最后,吴德峰动用情报关系,才查明宣侠父已被暗杀,指使人就是蒋介石。

  原来,宣侠父曾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与胡宗南等同学来往密切,蒋介石担心共产党策反自己的军队。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空前复杂,以前是你死我活,现在却是合作中有斗争。如何斗争?蒋介石的惯用手段是杀,敌对关系明杀,合作关系暗杀。暗杀、下毒、爆破,这些行动手段在特工圈内称为“脏活儿”,不能见天日。

  蒋介石做“脏活儿”,中共做什么活儿呢?

  中共西安情报站站长吴德峰租了一座院落,老特科陈养山负责与中共陕西省委和国民党政府机关联系,红军干部出身的罗青长负责与国民党军队联系,东北人陶斯咏负责联系东北军,从苏联回来的于忠友负责译电。西安情报站发展了诸多重要关系。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侦缉队长肖德、霍建台等,都秘密为中共服务。周恩来安插到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熊向晖,也由西安情报站联系。

  吴德峰组织西安情报站搞调查研究,摸清西安各阶层各机关的政治思想状况,得出左中右“两头小中间大”的数字结论。毛泽东据此认为,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应该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少数顽固派。又依据调查研究的数据,提出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搞“三三制”,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群众团体各占1/3。

  调查研究、广交朋友,这种情报收集方式在圈内称为“干净活儿”。国民党做“脏活儿”,共产党做“干净活儿”,两种活儿公开到社会上,蒋介石就丢脸了。民主党派也纷纷谴责国民党搞“特务政治”。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派遣情报大师李克农到各大城市创立八办,各地八办都选派社会声望高的老资格负责,不仅名正言顺地开展统战工作,而且带动了情报工作。

  秘密斗争也有境界,这种方式合法而干净,在任何时期任何环境都可以使用。

  “阴谋”和“阳谋”

  弱势起家的共产党,早已养成重视情报的习惯。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展开全面的情报部署。延安的中央社会部,组织全党全军各根据地政权的秘密工作。重庆的南方局,组织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潜入上海、香港,组织对日本占领区的秘密工作。情报触角不仅伸向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伸向国际,深入敌营。很快发现重要动向:美、苏、英等大国,正在同日本秘密谈判。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和地方派系,有8条渠道同日本特务密谈。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发展下去,中国的抗战会被国际孤立,共产党的抗战会被国内孤立。

  毛泽东通知全党:要准备出现东方大黑暗的局面!

  怎么应对?中共连续发表声明,发布新闻,揭露国内外同日本秘密媾和的阴谋。山西,王世英点出阎锡山同日本特务密谈的代表名单;香港,潘汉年拿出军统特务同日本特务密谈的协议。八路军总部,邓小平告诉美国记者,美国正向日本供应石油和废钢等战略物资。

  阴谋最怕曝光,各方同日本的密谈,被迫中止。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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