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人民的“总服务员”【6】

曹禺是“大器早成”，如邓颖超评价的，他“从青年时，就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剧作家。”他青年时代写的《雷雨》以及后来的《日出》《原野》《北京人》等，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观众。1946年，他接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后来在周恩来的邀请下回国。1949年，在中共地下党保护下，曹禺顺利回到北平，投身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为新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和曹禺有相同的经历和爱好。他们都曾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中学时代受到相同的教育和影响，而且他们都热爱话剧。1990年，邓颖超在祝贺曹禺从事话剧活动65周年时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周恩来同志和我“在少年时期就热爱戏剧，并有小小的尝试，这是我们俩的共同爱好。”他们相识也得益于对话剧的热爱，邓颖超曾对曹禺说过：“我们相识了几十年，相识是由你的话剧作为桥梁的。”曹禺的成长伴随着周恩来的关怀。周恩来喜欢看曹禺的戏，抗战在重庆时，凡是曹禺的剧本演出，只要有空，就和邓颖超一起去看，是忠实的观众。几十年后，周恩来谈起当年观看曹禺的戏，还是记忆犹新，回味无穷，他说：“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还说过：“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1961年，周恩来曾几次观看《雷雨》的演出。有一次，他看《雷雨》时，指出于是之的台词听不清，剧场经理为之解释说：“总理坐的第七排的座位是声音效果不好的地方，后边十排左右的座位反而好些。”又一个晚上，周恩来再次去看《雷雨》，他就执意坐在十一排，并向剧场经理说他一定要坐在这个位置听听声音效果如何。演出中，周恩来还指着台上的于是之问旁边的观众，他的话你能听清楚吗？身旁的观众也反映听不清楚。戏演完后，为了体谅演员，他并没有一开口就批评，而是说了许多自我批评的话，然后才批评于是之读词声音太轻，使观众听不清，影响演出效果。同时，周恩来还正面提出一个演员在台上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的精辟见解。他说：“眼睛老看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只顾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

欧阳予倩于1889年出生，比周恩来年长9岁。周恩来对欧阳予倩十分敬重。1939年，周恩来途经桂林时，受到桂林文化界包括夏衍、田汉和欧阳予倩等100多人的欢迎。当时，欧阳予倩的话剧本在国统区影响很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和勇气。他的名作《桃花扇》锋芒指向就是汪精卫汉奸政府，以及在外敌面前不予抵抗的腐败残暴的反动势力，激发了国统区人民的抗日热情。周恩来十分欣赏他的爱国心和勇气。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又出现在话剧和京剧舞台上。对主人公侯朝宗的刻画，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周恩来没有就戏的人物定位发表意见，而是对欧阳予倩的勇气予以肯定，他说：“欧阳老到晚年还给侯朝宗翻案，否定侯朝宗，很有勇气。”对创作中的不同意见，周恩来总是真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1957年9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了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周年，演出了欧阳予倩、田汉的《潘金莲》和《名优之死》。对潘金莲的人物定位，有人认为这是为潘金莲翻案。欧阳予倩说：“我没有为潘金莲翻案，只是想写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封建道德的束缚，有钱有势的男人对女人的压迫蹂躏，可以造成罪恶的悲剧，我不过是想借这个人物描绘一下这一矛盾罢了。”周恩来对此剧也很关心，他对田汉说：“欧阳老当时这么写是可以理解的，作者之意在于同情被压迫的妇女，是反封建的戏。”同时也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指出这样写潘金莲不合适，认为创作“要选真正的典型”，而“潘金莲由反抗到堕落，与西门庆通奸，杀害武大郎，如果同情潘金莲，就有问题了。”他说：“《潘金莲》有毛病，我看后一晚没睡觉，甚至想到怎么修改。但很难改，有很多矛盾不好解决。我们的戏曲从来都是同情被压迫的女子，如王宝钏、白娘子、祝英台、穆桂英，因而带有人民性、进步性。有些人物是典型，值得同情，但潘金莲这个典型没有找对。”周恩来在小范围内谈了意见，请田汉向欧阳予倩转达，还特别嘱咐：“不要登批评意见，如果欧阳老自己愿意写，有时间写，也可以写一篇，不写也可以。”

他亲自培养、介绍程砚秋入党，不止一次到程家促膝长谈。周恩来认为，程砚秋有民族气节，又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代表一个方面，在戏剧界有较大影响，介绍他入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样做，给戏剧界指出了他们努力的政治方向。

1962年，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一个撑着油纸雨伞的人，敲响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家门。盖叫天应声开门，一看是周恩来，急忙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周恩来手中的雨伞，说：“总理啊！您冒雨前来看我，这可担当不起啊！哪朝哪代，有宰相登门拜访一个玩把式的？”周恩来把手一摇，笑着说：“唉！哪个朝代人民不爱‘国宝’呢？今天晚上你还要为外宾演出哩！”盖叫天说：“我正忙着练功准备！”周恩来说：“你呀，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呵！”周恩来和盖叫天亲切地攀谈了一个多小时。晚上，周恩来陪同外宾观看了盖叫天的演出之后，又一次到后台看望他。盖叫天正光着脊梁，赤裸着上身在洗脸卸装。旁人要招呼盖叫天，周恩来一面摇手阻止，一面拉过凳子坐下，慈祥地看着他卸装。盖叫天正对着镜子埋头揩擦油彩，抬头猛见镜中映出周恩来慈祥的笑容，回转身来，又惊又喜地说：“啊，总理，您是宰相，要在过去，我这样赤身裸体，就会犯大不敬之罪的啊！”周恩来脱下身上的夹大衣披在盖叫天身上说：“那是过去呵，今天，你是‘国宝’，我是人民的服务员啊！”

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看到老舍先生穿着笨重的毡靴，在交谈中了解到老舍的住房是旧砖地，又凉又潮，因为个人买不到木材换不了地板，即告北京市领导同志帮助解决，并派人前往察看，做了防潮处理。老舍当时就高兴地说：“我出钱！”周恩来还亲自到他家中看望，和他探讨修改上演的剧目。老舍不止一次深情地对家人说，他对周恩来崇拜得五体投地，敬佩万分，从心眼里把他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说：跟周总理接触，他的身教、言教，处处都是，不是说没大没小，就是觉得真亲，什么话都想说，所有浮上来的思想，都可以和他讲。我觉得跟他谈话，应该说是一种灵魂净化。我感觉跟他谈了以后，总有所得。因为他也不是随便就下结论的，他有时也原谅我们的弱点，看你怎么对待你的弱点。看到你在纠正你自己，他非常鼓励你。20世纪60年代，演《红色宣传员》那个戏，在电话里，周总理说，希望你们在生活和工作时学习政治，你要学习活的政治。我说，好，我记得了。“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员，倾听群众的意见，走群众路线是我们最重要的。”周总理说，“你知道为什么？”他解释说：群众最善于从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问题。他最熟悉的是他的角度。他跟你谈，马上就三句话不离本行。比如我跟总理谈话，我就谈戏。周总理说，作为领导人，不可能熟悉到那个程度。所以他说倾听群众意见，群众善于从自己熟悉的角度提出问题。周总理在倾听时，他的眼睛那样专注地看着你，尽管你说得乱七八糟，或者有些东西好像不是那样的有条理，但他很清楚你在说什么。

周恩来对他的三位母亲，更是充满浓浓的亲情。

周恩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今绍兴市）。在富饶、美丽的苏北平原，有座文化古城淮安，城内有条叫驸马巷的小巷，巷中有一所三进院落组成的宅院。1898年3月5日，东宅院的一间屋子里忙碌异常，在一位产妇的呻吟声中，一个男婴出生了。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出生的第二天，他的父母给他取幼名叫“大鸾”。传说中，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周恩来的生母姓万，小名冬儿，在家排行十二，大家叫她万十二姑，是一位性格爽朗、精明强干、乐于助人的女人。由于万氏性格爽朗，待人接物礼节周全，家族间发生了纠纷，常要请她出面调解。这对周恩来的性格的养成是很好的熏陶。1899年初，周恩来最小的叔父周贻淦一病不起。为了使贻淦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为使他的妻子陈氏有所寄托，周恩来的父母决定把自己不满周岁的头生子周恩来过继给他们“冲喜”。陈氏寡居后，养子周恩来成了她唯一的希望与寄托，她把最炽热的母爱无私地献给了年幼的周恩来，养母陈氏出身书香门第，勤于书画，爱好诗文，是周恩来的文化启蒙老师。5岁起，陈氏每天教他读书识字，背诵唐诗宋词，还给他讲故事。养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幼年周恩来性格的形成、文化修养的提高影响很大。为了更好地照顾周恩来，陈氏还为他请了一位勤劳善良的乳母——蒋江氏。从蒋妈妈那里，周恩来学到的是另外一种知识。蒋氏勤劳简朴，在用乳汁哺育小恩来的同时，也向他灌输了朴素的感情。春天到了，小恩来和蒋妈妈种了几棵南瓜。秋天，结了几个大南瓜，小恩来高兴极了，从心里钦佩蒋妈妈。

三位母亲，把同样的慈爱给予周恩来，也以不同的性格，给周恩来以不同的影响。周恩来的一生，从性格、学识、修养到为人处世等方面，都受到他母亲的影响。生母、嗣母、乳母，三位亲人的教育和启蒙，为他日后所走的道路及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旅欧时期，他写的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信中说：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这两大性格都与三位母亲的早年熏陶有关。周恩来生母万氏对周恩来成长影响很深。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日记里，多次写到对生母的怀念。每逢新年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都无限思念亲人，时常“想亡母，不能成眠”。1920年，他因领导学生运动在天津被捕，在狱中曾写了《忆娘母》，回忆生母万氏。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对新闻记者说：“35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坟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194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又一次深情地回忆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与亲属谈话时又讲道：“封建家庭一无是处，只有母亲养育我，还是有感情的。”对养母陈氏，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说：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经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扶养。嗣母“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周恩来10岁时，两位母亲相继去世。1918年，嗣母去世十周年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了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地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26年。那时母亲才15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易逝，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10年，不知道还想着有我这个儿子没有。”可见对嗣母的怀念之深。周恩来对乳母也怀有深深的情谊。乳母蒋江氏是位勤劳、朴实的劳动妇女，周恩来从她身上学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从小就对普通劳动者有心灵上的沟通。他对乳母一直怀有感激之情。新中国成立后，还记挂着乳母。

“周恩来，字翔宇”，这是他早年发表文章及留学日本、法国时常用之名。周恩来如此珍爱此名，其中饱含着他对老师的敬重与缅怀。早年，周恩来曾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就读于高盘之先生。1913年，周恩来毕业后南归天津，高先生斟酌忖度，命字翔宇，愿这位大志青年如鲲鹏翱翔宇宙。周恩来始终不忘恩师的教诲。在延安时期，一位外国记者问道：“阁下，以您的出身情况，是如何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他回答说：“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山东高盘之先生教诲与鼓励，对我是个很大的促进。”1950年12月，高先生的儿子高肇甫接到电话，来到总理办公室。“肇甫呀，刚刚建国，很忙。今天抽时间，咱们见见面。”周恩来边说边笑着握住了高肇甫的手，情殷意切地说，“没有高老师的教导，我不会有今天。”1961年，高肇甫夫妇带着3个孩子回北京探亲。周恩来获悉后，接见了他们全家。饭后，周恩来让秘书搬出一包礼物托他们带给师母，并附上放大的老师照片一张。想不到周恩来戎马倥偬，历尽峥嵘，还一直珍藏着老师50年前送给他的一张照片！师母手捧丈夫的照片，感动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