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
“要到俱乐部、工厂里演。”
筱文艳入党后，牢记着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塑造了一个个闪耀着革命理想光芒的具有高度人民性、民主性的人物形象。1959年，上海举行戏剧会演，筱文艳主演了重新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女审》。这出戏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手法，顺应“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多年民愿民心，对延续多年的不平故事，进行了质的改造，让含辛茹苦、满腹冤屈的民女秦香莲，变成了气宇轩昂、报效国家、屡建奇功的都督，让她义正辞严地亲自审叛陈世美，最后亲自举起申张正义的宝剑，杀了贪图荣华富贵、忘恩负义的陈士美。1960年，这出戏由上海海燕制片厂拍成电影，公映后，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女审》是淮剧对传统剧目进行推陈出新而取得的可喜成果，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为戏曲界人士交口赞誉。有一次，周恩来总理看这出戏时，幽默地问坐在身旁的陈毅同志：“你看，我们家乡的淮剧怎么样？”陈老总一挥手，赞道：“好！要得！”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和陈老总到后台祝贺。总理握着筱文艳的手，高兴地说：“改得好！你的秦香莲既保留了她原有的性格，又脱开了封建意识的束缚，有突破，但显得合理，看了使人扬眉吐气。”这番话，对筱文艳主演的《女审》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又一次给了她极大的鼓舞。
1961年，周总理到上海来，在儿童艺术剧场看演出。演出前周总理回过头来，看见筱文艳，便招招手让她到前面去，总理关切地问起淮剧在上海的上座情况，在听了筱文艳的回答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过去没有剧场，都是在工厂区演出。现在有了剧场，也不要脱离工厂区，要到俱乐部、工厂里演。”听了总理这番话，筱文艳想了很多、很久。她反复体会着这番话的含义，觉得对自己对淮剧来说，确实太重要了。总理关心自己和同志们，关心淮剧及其发展，更是因为他关心着喜爱和拥有淮剧的广大人民。于是筱文艳就经常带着好戏深入到工厂和农村去演出。有一次，她还利用排戏的空档，走上街头慰问正在连夜拆除电车轨道的工人师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来家乡淮安、淮阴演出，住在村子里，和当地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吃胡萝卜、山芋叶子，从不叫苦。筱文艳送给故乡的精湛的淮剧表演艺术，含有周恩来总理对于爱好淮剧艺术的家乡人民的热忱关怀。
周恩来与香港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的老乡情缘
上个世纪，著名爱国人士周作民（1884-1955）的名声很大。他原名维新，淮安淮城镇人，中国“北四行”（金城、大陆、中南、盐业）金融财团巨擘、金城银行董事长。1951年6月，他在周恩来总理的感召下，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安排，由香港直飞北京。一下飞机，即由乔冠华和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陪同，驰车中南海，接受周总理接见。
周总理紧紧握住周作民的手说：“记得上次见面在重庆，一转眼六年了，现在与那时情况大不同了。我曾说过，同乡、同姓颇难得。论年龄和成就你都是我的老前辈了，只是你、我都少小离家，老大未回，真想念古淮城啊！”周作民忙说：“总理才智胜作民百倍，‘老前辈’更是愧不敢当，国家太平了，淮安也会慢慢好起来的。”这次会见，总理盛赞金城银行对发展民族工业的历史贡献，欢迎周作民在老辈银行家中第一个回到祖国大陆，并恳切地说：“新中国百废待兴，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是很长的，像周先生这样的理财专家是有用武之地的。”
回到下榻的金城银行北京分行招待所，周作民心潮澎湃。他没想到，一到北京，立即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礼遇，回想自己大半生为金城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在政治的风风雨雨中搏击，有多少辛酸和苦涩。周总理一句“现在与那时不同了”，使他回大陆前的疑虑彷徨一扫而尽，不由回想起1946年在重庆与周恩来的那次会见。
金城银行是周作民于1917年利用军阀资本创办起来的私营金融企业。1927年北洋军阀垮台，周作民不得不拉上国民党里的张群、吴鼎昌做靠山；抗战期间，天津、北京、上海、武汉相继沦陷，为了保存“金城”在这些大城市的产业，他又违心地当上了汪伪政权的“经济委员会”委员。抗战后期，他利用设在自己家中的“商业电台”为重庆方面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抗战胜利，有人抓他“辫子”敲诈他，使他在上海有家不能归。他利用与张群“私谊”，请张群出面斡旋安排一次“总裁召见”。周作民专程去重庆谒见蒋介石，平息了风波。在政治夹缝中辛苦经营数十年的周作民，看到了国民党违背民意的倒行逆施，也看到了共产党艰苦卓绝地为民众谋解放的巨大贡献。在渝期间，周作民接触了不少进步人士，在周恩来南开一位同学的家中“二周”有缘相会。这次会见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两人都未带随员，只是说“叙叙乡情”。周作民有个胞弟周作屏住在老家淮城，其生活费用一直由他供给。当时淮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次解放”，因币制不同又汇兑不通，便想请周恩来转些钱去，说着掏出银元来。周恩来一口应承，打趣道：“共产党再穷还养得起令弟一家，我通知当地人民政府照办就是了！”这件事令周作民十分感动，铭记在心。
投桃报李。1949年初，周作民滞留香港，主动与共产党人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潘汉年等均有联系和接触，愿意力所能及地为解放大业做点事。当时在港的一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要到华北解放区去出席代行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权力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第一次会议，周作民主动表示愿意资助，促其成行。他指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国外部经理杨培昌与潘汉年密商，作了周密布置。金城银行花了50万港币，租了一艘“华中”号轮船，悬挂外国商船旗号，将这批民主人士安全送到天津。周作民说：“四、五十万元港币，一点小意思，权作奉献给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见面礼吧！”
周作民晚年与他的助手、好友徐国懋谈了他与周恩来会见的情况，说是他平生“最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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