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东北抗日联军

　　在中共中央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关系中，周恩来占有特殊的位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九一八”之际，他就是当时主持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党中央主要成员，一直关注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在中共中央和东北抗日联军失去组织联系之后，周恩来的著作和事迹，仍然是东北抗日联军贯彻党中央政治路线、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的精神动力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宣传抗联事迹、关心抗联同志作了大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保护抗联同志作出了艰苦努力。同东北抗日联军的关系，是周恩来生平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局部抗战时期的周恩来与东北抗日联军

　　“九一八”国难当头之际，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正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受到叛徒特务的严重威胁，周恩来本人更是国民党当局悬赏2万元的“通缉要犯”。 [1] 为保证他的安全，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的工作，完全隐蔽，待机撤往中央苏区。但面对民族危亡，周恩来一如既往，以对国家和人民的炽热责任感挺身而出，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制定对“九一八”对策的工作，是最早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在部署东北抗日斗争的过程中，周恩来尤其注重武装斗争，于10月在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发表署名伍豪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一文，指出：“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2] 这一著作于1932年初传到东北后，成为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理论基础。以这篇著作为指导，满洲省委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造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 [3] 的基本方针。尽管这一方针受王明“左”倾路线干扰和东北党组织力量薄弱的实际局限，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但毕竟“有了雏形的统一战线的露头”， [4] 其根本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并为以后建立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必要的探索。

　　鉴于东北党组织在“九一八”前力量较为薄弱，难以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重任的状况，周恩来以相当精力，主持了向东北派遣干部的工作。他亲自选拔派遣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周保中前来东北，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满洲省委缺乏军事干部的状况。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和关内各地党团组织相继选派李兆麟（时名李烈生，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化名张寿篯）、赵一曼、魏拯民、张甲洲等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他们到达东北后，在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领导下，执行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与已在东北的杨靖宇等一起，在义勇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中积极工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为以后组建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坚持东北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周保中则在吉东地区特别是抗联后期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毛泽东赞誉为“我们的民族英雄” [5] 和“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 [6]

　　在“九一八”后的两个多月中，周恩来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周恩来仍然关注着东北抗日斗争的进展。1933年1月21日，他和朱德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转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强调把“特别要派人去争取东北及热河义勇军的领导并发展其组织”[7]作为推动全国革命新高潮，支援红军反“围剿”斗争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对东北抗日斗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长征胜利后，周恩来致力于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向全国抗日战争历史性转变的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期间仍深切关怀东北抗联。1937年3月底，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了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返回内地从事统战工作的抗联第4军军长李延禄。听取了他关于抗联斗争的汇报。谈话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指出：“党中央没有忘掉东北抗联和东北人民，你们武装东北人民抗日是有成绩的”。[8]并告知李延禄准备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党中央也将尽快派人去东北，与抗联部队取得联系。关于李延禄在内地的工作，周恩来指示：“你们的任务是组织东北抗日救亡团体，在党的领导下，促成蒋介石早日抗战。具体口号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共同建国，支援东北抗日联军，营救张学良”。[9]这时，周恩来正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以期“在民主统一的基础上，巩固国内团结，加速准备抗战的一页”，[10] 为此，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力争“根据民主主义的根基，来召集国民大会”，[11] 并要求国民党当局准许东北抗联和其他东北抗日团体和人士参加国民大会。在1937年5月1日发表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中，周恩来指出：“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引者注）的特种选举。应分出一部分代表名额留给现在东北四省奋斗着的革命团体及革命部队直接选举。其在各省的东北四省特种选举亦应废除由国民政府指定候选人的办法，而改由东北四省在各省居留的选民自己举出候选人，以便联合推选候选人”。[12]

　　（尚金州，男，辽宁大连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6级博士。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正军，男，辽宁盘锦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级博士。现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工作，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