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中国文物保护：制止大规模发掘帝王陵【5】

　　浙江省委迅速把此事上报国务院，并要求双方在接到国务院的答复之前，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的行动。为取得杭州市民的支持，浙大学子向市民散发了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引起很大震动。杭州街头贴满了大字报，群众纷纷起来谴责红卫兵，表示坚决支持浙大革命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

　　8月27日，周恩来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当听到周恩来希望保留灵隐寺的指示时，浙大学子欢呼起来。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学生红卫兵撤出了灵隐寺。在“破四旧”运动中，全国古刹旧庙被砸被毁的不计其数，能够部分保存下来已算是侥幸。像灵隐寺这样毫发未损、完整地保护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

　　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统称“三孔”。孔庙大成殿前十二根双龙戏珠深雕镂空柱是中国最好的龙柱，其工艺水平超过了北京故宫。“文革”爆发后，北师大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在康生的授意下，带领200余人去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焚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余轴，砸毁历代石碑1000余通，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余册，近两人高的孔子墓碑被红卫兵砸成了七八块碎石，给孔庙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周恩来知道这些情况后痛心疾首，立即下达了保护文物名胜的命令。大成殿前的十二根龙柱才得以保存。孔府、孔林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曲阜文物避免了更大的劫难。199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孔府、孔庙、孔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66年10月，在江青的煽动下，红卫兵从北京、兰州、酒泉、敦煌，气势汹汹地杀向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人员遭到揪斗，研究所的工作陷入了困境。然而，更严重的是，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危及敦煌莫高窟。1967年夏，敦煌县武装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时接到兰州大学敦煌籍学生发来的电报：兰州大学的部分红卫兵已准备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红卫兵会合，计划捣毁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请设法阻止。敦煌县委、县政府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感到事态严重，情况危急，马上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作了汇报。敦煌的紧急汇报很快上报到了国务院。周恩来果断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立即让文物局和甘肃省采取措施，保护敦煌莫高窟，不能让这座人类文化宝库受到损坏。”他还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

　　关注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保护

　　在“文革”期间，我国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葬，出土了罕见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等文物。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佚失了2000多年的《孙膑兵法》以及其他先秦诸子的著作残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长沙丞相、轪侯利苍夫妇和儿子的墓葬，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女尸。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出土了大批极为珍贵的兵马俑。这些重大的考古发掘中，有些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

　　周恩来在日夜操劳国家大事的同时，在1972年对长沙马王堆三座汉墓的发掘作了五次指示。由于当时是“文革”期间，一些机构尚不健全，对一号墓出土的女尸如何处理，意见不一。有人说尸体不是文物，不必保存，竟将女尸在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放在长沙的公园里展出。2000多年前的女尸保存完好成为当时长沙的一件奇闻。参观者人山人海，一时间公园内挤得水泄不通，挤伤踩伤了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