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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纪东忆周恩来:忍辱负重 严于律己【3】

2021年01月27日11:1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其实,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周总理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唯命是从,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对“文革”推波助澜;二是公开与毛主席抗争,阻止、抵制“文革”的发生、发展和错误;三是随波趋势,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这个国家带出浩劫。选择前五条中的任何一条路,都能够很好地“保”住他自己的身体、地位和名誉,但带来的却是更多人的厄运、党和国家更深重的灾难。几十年党内斗争锤炼和自我严格修养形成的崇高人格和坚强党性,使总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在“文革”期间,他在“地狱”和“苦海”中“履薄冰”、“临深渊”,承受着无比的煎熬。为此,他历尽了艰辛,倾注了智慧,耗干了心力,也摧垮了身体。即使是在受到最不公正的抨击时,在毛主席连续批评,政治局会议严肃批判,“四人帮”疯狂围攻的艰难时刻,他也不逃避,不退缩,而是忍辱负重,坚持斗争。我同意有的人说的:“文革”中,多亏了有周总理站在毛主席身旁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周总理是个严于律己、勇于做自我批评并善于纠正错误的人。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来自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来自于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来自于他切实具体的自我修养。

  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期间,感到周总理的自我批评精神有很多特点,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为了国家利益,亲自赔礼道歉。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和亲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的待遇。周总理在讲话中对这些情况逐个举例说明。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对于已经回国的专家,周总理提出:如果他(她)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将诚恳欢迎他(她)们,以弥补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她)们的过失。在说到今后外国专家工作时,周总理说:“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评的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

  泱泱大国总理,不顾自己位高权重,当众赔礼道歉,在场的各国专家无不深受感动,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温暖了很多受伤的心,从而挽回了极“左”思潮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

  二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面前,敢于承担责任,解脱做具体工作同志的精神压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抓住机遇,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展开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段时间,我们也感到他的精神很好,心情舒畅。但好景不长,由于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思潮,实际上也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会最终导致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所以周总理批判极“左”思潮的行动,不仅江青集团是极力反对的,毛主席也不能容忍。1972年年底,毛主席明确表示:“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要少批林彪的极左思潮。”从此,总理的厄运接踵而至。

  1973年6月16日至2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会谈还没有结束时,周总理让外交部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情。在姬外长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新闻司的内部刊物第153期《新情况》上。文章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指出:“美苏两家欺骗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

  周总理看后,表扬了这篇文章,对外交部说:“《新情况》153期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况》153期后,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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