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

二、1962年至 1966年：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对知青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高度重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深刻阐述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

20世纪 60年代初，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精简政策的同时，从 196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从这时起，周恩来对知青上山下乡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推动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党和国家工作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1962年，他在接见各大区农办负责人时指出：“计划生育和组织城市人口下乡，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应当经常抓这件事情。”（《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11页。)1963年 2月 13日，他在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又强调：“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33页。)他多次主持会议讨论研究知青问题。“文革”前，一共召开过八次全国性知青工作会议，其中，周恩来亲自到会四次。有一次他听知青工作情况汇报竟长达六个小时，足见他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周恩来还多次深刻阐述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1962年 11月 8日，他指出：“我们安置城市下放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是个长期任务，我们是从这个目的开步走的，所以说这是有前途的事业。”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2页。)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提出，今后 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36页。）1965年 2月，他又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工作是延绵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一定要高瞻远瞩，长期打算，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1月 17日。）

2、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

20世纪 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缺乏专门领导机构组织协调，不可避免地出现职权不分、彼此掣肘等问题。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有计划地展开，知青安置工作也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无计划到有计划的转变。这一重要转变，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知青上山下乡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而是长期的方针。根据他的指示，在 1962年 10月召开的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上，首次把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就安置对象、方式、经费、物资等制定了相关政策、计划和保障措施，并组建了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1963年 6月 29日至 7月 10日，中央召开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要编制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15年（1964—1979）的安置规划。根据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提出 15年内，“估计每年有百万左右的人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604页。）。1965年 2月，周恩来在各大区和重点省、市、自治区安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强调：动员城市知青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是城乡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个方面，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之中。目前在城乡劳动力安排上存在着分散现象，需要加强统一管理。（参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430页。）周恩来的这一指示精神，在当年 4月 22日中央转发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中得到体现。

知青的安置方向也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城市知青最初主要安置在国营农场，但农场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国家财政负担也重，各地都在寻求更好的安置办法。周恩来肯定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提出的插队办法和浙江嘉兴安置插队知青的经验，积极倡导以插队为主安置知青。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他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要勤俭办事业，要节省花钱。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39页。）

为进一步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序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1963年 10月，周恩来又指示：“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6页。）1964年 1月 1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40页。）

安置方向调整后，插队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 1963年，下乡知青主要安置到农场，插队只占 6%。1964年插队比例猛升到61%，1965年进一步上升为63.1%，1966年达到 70%以上。（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79页。）

3、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推进几年后，动员工作较为顺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迫切需要作出进一步解答。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 2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提出统一安排劳动力的七条经验：劳动、精简、安置统一起来；在时间上，冬季动员，春耕前后、麦收前下去；因地制宜；投亲靠友为主；坚持方向，重视巩固，稳步前进，不要着急；统一安排，各方协作；自力更生为主，群众互助，社、队扶助，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这些经验，涉及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提高各级各部门领导的认识，增强他们做好知青工作、关心知青成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无疑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增强了广大下乡知青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在这七条经验中，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很好地诠释了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持有的基本态度。周恩来指出：下乡知青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们总要替他们想一想，他们前途怎么样？我们要不关心后代，那么什么人关心呢？国家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服务嘛！我们就要指引他们，告诉他们往哪一条路上走是正确的；帮助他们，检查他们，负责到底。两句话：国家关心，负责到底。一定要这样他们才放心。发生了错误，我们就要纠正错误。发生了偏差，我们就要去纠正偏差。关心不够，我们就要多去关心。遗留下来的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就替他们解决。这样才能使他们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将来就是很好的农村有知识的劳动者，反过来也是能劳动的知识分子，就结合起来了。（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页。）自 1965年以来，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两句话多次出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文件中和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贯穿于城乡动员和安置工作之中。

4、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指示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周恩来特别看重先进典型人物在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带动作用。1963年 10月 15日，他在与各大区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谈时指出：“华东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青年一代’、‘第二个春天’等好剧本，北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铁姑娘、邢燕子、侯隽就不能写个剧本？华北局要推动一下。”“其他大区也要抓典型，每个大区、每个省都有这样的青年人。”（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41页、58页。）在20世纪50年代和 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青中间，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周恩来高兴地赞叹说：“天涯处处有芳草，祖国处处有英雄”。他重视培养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知青典型，多次接见他们。1964年 12月 26日，经他安排，邢燕子和董加耕参加了毛泽东 71岁生日晚宴，坐到毛泽东身边。（参见卞庆奎：《董加耕：毛泽东没有看错的年轻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页。）他们后来都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很有影响的带头人。

周恩来还指示将知青上山下乡拍摄成有关电影。1965年 2月 26日，他召集刘白羽等人，提出要把知识青年下放等带方向性的成熟了的题材拍成纪录片（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并亲自定名为《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

5、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

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举措，无论对社会结构还是对人们的传统观念，都是一次大的冲击。1964年，鉴于城市升学就业压力和大批毕业生不愿意下乡的现状，国家主席刘少奇多次论述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并把它与上山下乡联系起来。1965年，刘少奇在倡导半工半读的同时，又提出“城来社去”的新设想。周恩来十分赞成刘少奇的意见。1964年 12月 21日，他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是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这种新型学校能够培养出既能体力劳动、又有文化技术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的人来，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这种新型学校，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人民日报》1964年 12月 31日。）1965年 11月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半工半读办法，当教育部长何伟谈到和安置办公室同志商量，准备抽一点安置经费，采取半工半读办法，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时，周恩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办法”（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5—56页。）。1965年 12月 28日，国务院批转当年 8月下旬至 9月中旬召开的安置工作座谈会工作计划时指出：遵照刘主席、周总理对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应结合动员城市知青下乡上山，重点试办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为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积累经验，为促进农村文化革命、实现科学种田造就人才。（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61页。）

在领导知青上山下乡同时，周恩来也开始考虑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问题。1966年 2月，当他听说各地知青都愿意到新疆而很少愿意到西藏去时，当即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由新疆兵团组成一千多人的一个团，由知识青年组成，动员他们去西藏。广大知青听说周恩来希望他们去西藏，在三天之内报名的超过三万人，最后去西藏的有两千多人。（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 1月 18日。）

“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步子比较稳妥，进展较为顺利，其工作成绩是主要的。1962年至 1966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累计达到 129万，其中到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有 87万人，占下乡知青总人数的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