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不让邓颖超到政府里任职？【3】

　　“如果你们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就是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没有安排邓颖超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到“文革”期间，特别是在党的“九大”上，江青、叶群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邓颖超还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但她一如既往，毫无怨言。

　　1974年，中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急于获取更大权力的江青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毛泽东，称“九大之后，我基本上是闲人”，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工作会议上，“四人帮”重要成员张春桥率先提议，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应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位，被政治局一致通过。

　　1974年12月23日，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最后一次乘飞机远赴长沙，到那里会晤毛泽东，以最后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恩来也肯定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提议邓颖超任副委员长一职的事情。因为据后来清理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同志们说，当时毛泽东还专门为这事写了一个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然而周恩来回京后，关于四届人大的其他人事安排方面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传达了、也照办了。唯独安排邓颖超副委员长一事被周恩来瞒了下来。毛泽东的手令也被他放进自己的抽屉没有示人。直到周恩来逝世后，秘书们清理他的办公桌，才发现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所以，直到1976年底，华国锋同志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前安排，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待下一次全会时予以追认。”打那以后，邓颖超同志才担任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

　　1984年春暖花开的4月，周恩来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字同宇，后以字行）一家去中南海西花厅看望邓颖超。面对“文革”期间受尽委屈而被逮捕关押了七八年的周同宇，邓颖超无限感慨地说（原文见周秉德著《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

　　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没有沾光，反而处处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点委屈？可你们知道吗？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他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老早就要提我做副委员长，他坚决反对。后来小平同志告诉我说，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

　　解放初期，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他不让。我也君子协议，我不与他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我就向主席报告去妇联工作。组织上安排我在妇联做副主席，他和人家吵架，不同意我上。定工资时，蔡大姐（蔡畅当时是妇联主席，邓颖超是副主席）是三级，我知道他的作风，我按部长级待遇不定四级而定到五级，报到他那审批时，又给压到六级。国庆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有我，又画掉了。因我是名人之妻，他一直在压我。我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他的关系，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又是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都是因为你伯伯的关系。这是党员选的，是我自己的工作决定的。我们党内开会，都是会上反映的意见，人家认为应提我选我，如果你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就是了。

　　1960年3月23日，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兼淮城人民公社第一书记刘秉衡同志赴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第二天周恩来要赶赴天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行前，他委托邓颖超在西花厅便饭招待刘秉衡一行，同时交待邓颖超协助他做好淮安县委的工作：把淮安他的旧居处理掉，把他家的祖茔地平掉，坟地交地方生产队使用。邓颖超在向刘秉衡等一行传达周恩来上述两条指示后，说：“我是新的‘夫唱妇随’，他说什么，我都照办。”还说，“我们全党都要听中央的，恩来是党中央副主席，他说得对，我们就要听他的。”

　　好一个“新的‘夫唱妇随’”。正是因为邓颖超这个新的“夫唱妇随”，才更加成就了周恩来的伟大！

　　（作者系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