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中日两国建交操持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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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十分重视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他在26年总理生涯中，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整整操持了23年；中日两国建交后，他为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又操心了3年，直至他与世长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宣布：“我们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他分析所具备的客观条件指出：“中日两国人民有着友好的新条件，即解放了的新中国和战后要求和平的日本。只有解放了的新中国才有资格和日本谈友好，也只有战后的日本才有资格和中国谈友好。”但是，由于“美国推行单独对日‘媾和’，日本又搞了个‘日台条约’，这就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签订和约造成了最大障碍。”因此，中日邦交正常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大致可分为民间外交、半官方外交和官方外交三大步骤。从中国方面说，周恩来领导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

倡导民间外交

为中日邦交正常化铺平道路

新中国诞生，日本人民强烈要求同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1949年10月1日，东京地区各界友好人士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预祝繁荣昌盛，要求日中友好，并成立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把日中友妤运动扩展到日本全国各界、各阶层中去。但是，由于日、美两国政府的阻挠，直到1952年年初，中日两国人民仍然不能直接交往。

针对这种情势，周恩来审时度势，为打破中日交往的僵局，只好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铺平道路。他认为：“在我们两国政府能够进行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往来，是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的。”因此，周恩来同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谈话时指出：“要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两三年来，我们几次同日本朋友谈过，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在周恩来的倡导下，1952年到1960年期间，中日民间外交广泛开展起来，并且卓有成效。1952年3月15日，为开辟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渠道，开展民间贸易，周恩来在接见中国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代表团时，嘱告他们要同出席会议的日本议员帆足计、宫腰喜助和参议员高良富（女）接触，并邀请他们访华。5月，帆足计、宫腰喜助和高良富不顾日本政府当局的阻挠，从莫斯科绕道访华。他们在北京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参加了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筹备会，并到中国各地参观。这是新中国接待的第一批日本客人。从此，中日民间外交的大门打开了。

1953年9月，周恩来会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就中日关系问题交换意见。这是周恩来在新中国第一次会见日本友好人士，影响很大。此后，应邀来访的日本朋友大都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1954年10月，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李德全、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出访日本的代表团，受到日本各界人士欢迎。

1955年11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交谈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问题。1956年8月，毛泽东会见应邀来访的日本旧军人代表团，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这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

中日两国民间外交是在曲折中前进的。1957年2月至1960年6月，由于日本岸信介内阁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日关系的举措，致使中日民间交往出现逆转。但是，即使在低潮时期，1959年3月，浅沼稻次郎仍然率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第二次访华，寻求恢复中日友好往来的途径。周恩来会见浅沼一行时，高度评价社会党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中日两国民间外交有力地增进了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感情融洽，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人士，对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并将持续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对于民间交往的积极作用，周恩来给予高度评价，他同日本国营铁道工会访华代表团谈话时曾经说：“人民外交大大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他还说：“在我们两国政府能够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很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的。所以，日本朋友来得越多，我们的飞机场、火车站、码头为你们开放得越多，那就能成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