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眼中的“小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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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一生为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在战争年代，周恩来夫妇为了革命事业东奔西走、出生入死，连续两次失去了腹中的亲骨肉，邓颖超也因此落下病根，无法再生育。夫妇俩膝下再没留下一男半女。有人曾劝周恩来另娶妻室生儿育女，邓颖超也劝过他另娶一门。周恩来听后生气地说：“新中国的宪法是一夫一妻制，我是堂堂大国的国务院总理，如果照你们说的那样做，普天之下岂不全乱了套？我宁可绝后，也不让人背后指着脊梁骨骂！” 就这样，那些劝说的人再也不敢提及此事。周恩来虽说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但他把革命后代当作自己的亲生骨肉，关心爱护无微不至。

　　认了一个“爱女儿”

　　李特特，父亲李富春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舅舅是鼎鼎大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蔡和森；舅母是我国妇女运动先驱、中共早期女共产党员向警予。

　　1927年6月，外婆将刚满3岁的李特特从湖南老家送到正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李富春、蔡畅身边。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笼罩，李富春夫妇出于保密工作需要，很少回家。因此，李特特对父母十分陌生。一次，李富春夫妇经过一番化装，深夜回家与女儿见面。谁知李特特见了父母吓得直想哭，一下扑到身边的周恩来怀里。周恩来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说：“好孩子要听话，你的父母是在搞革命工作。他们没时间关心你，我收你做我的‘爱女儿’。”李特特这才停止了哭泣。谁知周恩来走后，李特特想念起慈爱可亲的周伯伯，越哭越伤心，李富春怎么哄怎么劝也劝不住。为防止暴露身份，蔡畅一气之下把泪水纵横的女儿关进了一间黑暗的储藏室里。孩子的哭声惊醒了入睡的周恩来，他急忙下楼敲开蔡畅家的门，从黑暗的储藏室抱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李特特。他一边给李特特擦泪，一边责怪蔡畅夫妇说：“要耐心引导教育，性急是不行的，体罚更是让孩子增加反感。瞧，这么热的天，把孩子关在黑屋里，你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李特特撒娇地抱住周恩来的腿，喊了一声：“爱爸爸！”打那以后，“父女俩”的情感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升华。

　　1928年夏，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一个联络点。邓颖超以前只听周恩来讲过李富春夫妇的一些家庭琐事，蔡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怀上李特特，差点把她当“包袱”处理掉，只是因为法国禁止堕胎，蔡畅才生下了这个孩子。一天，邓颖超高兴地把李特特抱在怀里，不停地亲她的小脸蛋，问：“做我们的‘爱女儿’好吗？”李特特明亮的小眼珠转了一圈，反问道：“那我能叫你‘爱妈妈’吗？”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外面回来了，邓颖超忙对李特特说：“孩子，快叫‘爱爸爸’。”谁知李特特嘟起小嘴，撒娇说：“‘爱妈妈’晚了一步，他早就是我的‘爱爸爸’！”邓颖超新奇地问咋回事。周恩来把李特特抱在怀里，将从小黑屋里“救出”李特特的事说了一遍。孩子用小手摸着“爱爸爸”的胡须，周恩来高兴地说：“‘爱爸爸’的胡子会扎着你，趁早不要‘爱爸爸’。”李特特又嘟起小嘴，生气地说：“我不、我不，就是不离开你这个大胡子的‘爱爸爸’。”

　　繁华的上海，对有权有势的人来说犹如天堂，而对李特特来说，却是恐怖的记忆和动荡不安的生活。李特特的父母为甩开国民党密探的跟踪终日东躲西藏，有时为甩开一个“尾巴”，李特特跟着母亲常要气喘吁吁跑过好几条街道。有时家中召开党的秘密会议，母亲就让李特特在门外望风，发现情况就唱一首儿歌通风报信。有一次，李特特看见一个可疑的陌生人径直往家走，她心头发慌，居然把儿歌的歌词给忘了，只好撒腿跑回家中报信。屋内的人刚想撤离，已经来不及了。谢天谢地，来的幸好是自己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这事，李特特被妈妈狠狠教训了一顿。打那以后，李特特懂事多了。后来，李富春一家又搬进一座小洋楼，蔡畅常换上旗袍，俨然一个阔太太，她有时让李特特在临街窗户贴窗花，有时让李特特将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皮挂在窗外，李特特瞪大眼睛迷惑不解，妈妈告诉她：“小孩子家不该问的不要问！”李特特当时感到十分委屈，直到长大后才明白，原来自己4岁就参加革命工作了。

　　1938年底，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李特特和部分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一道被送往苏联，并于1940年进入莫斯科远郊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1941年，李特特报名参加了苏联招募儿童院孩子参加的军事训练。训练时，她和男孩子一样，每天背着几十公斤重的物品滑雪行军上百公里，一天下来，累得骨头像散了架，但她一直咬紧牙关坚持着。训练结束后，李特特获得了“马克西姆机关枪手”光荣证书。后来，李特特又被派往前线。在零下40℃的严寒天气里，李特特与莫斯科百姓一起，在冻得比石头还硬的土地上开挖反坦克战壕，常常一锹下去，手臂被震得发麻。干着干着，她的手被磨出了核桃大的血泡，鲜血从手套里渗出来。即使这样，她也从不叫苦，干脆脱掉手套干活，任凭血和泥土粘在一起。战后，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园。24岁那年，她与一位俄罗斯小伙结了婚。

　　1952年秋，李特特回到祖国，刚下飞机就去找“爱爸爸”周恩来汇报工作。后来，国家为减轻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压力，决定开垦东北的北大荒，要将那里变成米粮仓。在父母的鼓励下， 李特特带着年仅3个月的孩子到北大荒参加垦荒，一呆就是3年。后来，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李特特被调回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1976年初，周恩来病情恶化，李特特闻讯哭成泪人儿。1988年，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从65岁开始，她遍访我国西部贫困地区， 将自己的心血倾注到一生最关注的扶贫事业上，实践着对“爱爸爸”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