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遭枪击 周恩来难过哭诉【2】

秘书遭枪击, 难过哭诉

1945年九十月间，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在重庆谈判这段高度警惕小心的日子里，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件还是发生了。10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延安前二天，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不幸遭到枪击。

那天，柳亚子来办事处找周恩来，周恩来因为要陪毛泽东去参加张治中为欢送毛主席回延安而举行的酒会，没有空，就由李少石陪他聊聊。柳亚子和李少石谈诗论文很投机，柳亚子告辞时，李少石送他走。李少石住曾家岩周公馆，柳亚子住沙坪南坝。李少石就用办事处的汽车送柳亚子。办事处过去只有一辆车，司机姓段，是位老同志。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一辆车不够，又买一辆车。司机是位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刚雇来不久。

送柳亚子回来车经过红岩村时，路旁有几个铺子，遇到几个国民党伤兵在那里休息。汽车经过时，碰伤一名士兵。有一个兵喊：“停车！”还骂了句粗野话。

司机也许没听见或怕停下来惹事，继续朝前开去。于是，喊叫的士兵开了枪，子弹从背后打中李少石。司机立刻把他送到七星岗市民医院的急诊室里抢救。

司机没经验也不熟情况。市民医院又远又不好走，比市民医院近一些的还有个疗养院，若送疗养院急救也许有救活的希望。结果李少石因流血过多而去世。

司机把李少石送到医院后，把车钥匙挂在车上就跑了。直到医院打来电话，大家才知道李少石遇枪击了。

这时，酒会已结束，周恩来正陪毛泽东看戏。龙飞虎赶去附耳小声报告：“周副主席，出事了。李少石同志遇刺。”

周恩来的身子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对毛泽东轻声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一出来，他头一件事就是找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他严厉地说：“毛主席在这里，你必须马上来。”当时情况不明，大家都很紧张，都认为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是想刺杀毛泽东与周恩来，刺错了人。周恩来当时也说这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

张镇立刻赶来了，这位宪兵司令显然也很紧张，脸都白了，立刻随周恩来赶到市民医院，可是李少石已经因为流血过多而去世。

周恩来看着急救室里一盆盆的血水和一团团的血棉，难过地哭了，声音颤抖地喃喃：“20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廖仲恺）……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

周恩来轻轻抹去泪，锐利的目光转向国民党宪兵司令：“我要求你必须严加侦察，缉凶归案。现在毛主席的安全你必须负全责，你必须坐他的车，亲自把他送回去。”

张镇忙不迭地全都答应了。周恩来迅速安排了各项事宜，又轻轻地走回剧场，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坐下，立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默默地坐到京戏散场。毛泽东看完戏和张治中握手道别，周恩来始终对枪击事件保密，不漏一字，以免惊动主席。张镇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红岩村。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确实尽了努力，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后来查明李少石遇枪击的原因后，周恩来还去医院看望了那位被汽车撞伤的伤兵，表示：愿负担一切医疗费用。

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参加了李少石的葬礼。当时毛泽东也坚持要参加，但所有人都坚决反对，毛泽东只好送去一副挽联表示哀悼。

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一直以来紧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他专门在桂园设宴，款待了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敬酒时还说：“共产党不会忘了你。”

战友病逝，深情大哭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在中共五大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率领下，离开西柏坡，向北平挺进。由于劳累过度，任弼时在延安时已患上严重的高血压。这通向最后胜利的一段行程，身受病痛折磨的任弼时大多是躺在中型吉普车中完成的。

1950年10月，任弼时抱病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一周年的庆典。这时，该不该向朝鲜出兵，一连几日的政治局会议常常讨论到深夜，尽管医生再三强调到睡眠之时即应退席，然而，任弼时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就在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1950年10月26日晚间，他的病情突然恶化。

得悉这一消息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于百忙之中抽空来看望他。第二天中午12时36分，任弼时去世，年仅46岁。毛泽东亲笔题写墓碑：“任弼时同志之墓”。至今刻有毛泽东手书的那七个大字的石碑，仍赫然在八宝山任弼时的墓前。任弼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因病去世的创业者。

任弼时逝世一周年时，周恩来赶到任弼时家。他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亲切握手，又拉着他们的几个孩子，看看这个、摸摸那个。他安慰着陈琮英，又叮咛着孩子们，不由自主地深情回忆着任弼时的过去。

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站在一旁，专心聆听，低着头默默垂泪，只听见周恩来动情的话语里夹杂着难以抑制的哽咽。突然，任远志被一阵放声号啕的哭声震惊了！她抬起头来，循声看去，却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向来善于抑制自己的周伯伯会号啕大哭！

见此情景，任远志真为他担心，她扑到周伯伯身上帮他擦眼泪，连连喊着：周伯伯别哭了！周伯伯别哭了！安慰他，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她的小弟也拉着周伯伯的手大哭起来。

陈琮英毕竟是大人，他们又是多年来同甘共苦过的老战友，急忙擦干自己的眼泪对周恩来总理劝慰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伤心，国家大事那么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百姓穷苦，自责泪泣

熟悉周恩来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是个爽朗爱笑的人。可是，当人民群众遇到灾苦的时候，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却忍不住洒泪自责和歉疚。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5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原来，这个孩子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劳动。非常喜欢孩子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听说孩子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其间，周恩来特意询问了孩子延安地区群众的生活状态。孩子说了实话。

当说到延安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时，周恩来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默不作声，但见几滴泪水缓缓地流出他的眼角。周恩来长长地叹息一声，带着哭音说：“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1972年到1973年夏天，被称为“贫瘠甲天下”的甘肃省定西地区已连续22个月没有下过透雨了。数百万人缺粮，数十万人和家畜缺饮用水。1973年5月末，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听取甘肃新的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小组会上，如实地反映汇报定西地区的旱灾，讲到了甘肃省中部定西等十几个县有200万人口的地区许多人没饭吃、没衣穿、没被子、有的不能出门等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

周恩来听了后非常难过，情不自禁地泪眼婆娑。他深表自责地泣言：“我们解放都几十年了，搞了20多年还是这样，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国务院有责任，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老百姓啊。甘肃农村的这些情况，我们过去都不清楚，没有派人下去调查了解，我们国务院有官僚主义。”说到这里，周恩来禁不住伤心落泪。

为了了解受灾地区的具体情况，统筹救济灾区的群众，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立即从国务院8个部委抽调干部，奔赴甘肃帮助救灾。周恩来说：“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就要解决问题。”在这个高规格的工作组中包括林业部部长罗玉川、商业部副部长刘忍、水电部副部长王英宪及一大批司局级干部。

调查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事态的严重。不久以后，连续3封关于甘肃灾情的特急电报和国务院工作组的7份调查报告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情况已经十分清楚，周恩来立即批示有关部门迅速解决，并指出，救灾就是救人，他要求甘肃半年内解决生活问题，两年半解决生产问题。周恩来进一步具体强调说：“200万人口的问题，为什么不解决，军队仓库里有东西，为什么不救济，听了很让人难过，知道了就要去解决。”

之后不久，周恩来立即通知军队和有关部门组织救济，帮助定西地区发展生产。

1973年秋冬，国家救灾的大批粮食和解放军后勤仓库拿出来的大批旧军服，源源不断地运到甘肃，逐步分发到灾区人民手中。一时间，定西地区流传起这样的歌谣：“吃着救济粮，穿着黄军装，今年还比往年强。”

一年以后，已查出癌症的周恩来对甘肃的灾情仍放心不下，他指示商业部、财政部再一次到甘肃调查灾区群众生活安排落实情况。当工作组的报告放到了病床边时，刚做过手术的周恩来在报告上连续写下9个不够和3个感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

多年后，周恩来的这个批示被中央档案馆作为档案收藏。翻开这份档案，人们仍能感受到共和国总理将灾区群众的安危冷暖系于心中的一片赤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