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的情节与内幕【2】

建交谈判情节与内幕

在中法建交中起桥梁作用的，法国方面是前总理埃德加?富尔，中国方面是那时以知名民主人士张奚若为会长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1957年，张奚若邀请富尔访华。富尔访华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回国后宣传新中国成就，认为西方国家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主张西方国家，尤其法国，应该同中国建交。为此，他还写了一本书《leserpentetlatortue》(《蛇与龟》)，书名是取意于毛泽东诗词中“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意思是中法之间应像武汉的龟山和蛇山那样架起沟通的桥梁。

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位20世纪的伟大政治家，虽然从未见面，可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反霸和推动中法关系等问题上却常常不谋而合。1963年8月29日，针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急剧升级，戴高乐发表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越南的讲话，并公开宣布他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主张。就在这一天，他紧急召见富尔研究同中国建交的问题，可找不到富尔，而且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原来，富尔被毛泽东委托的人请去了。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将富尔请到瑞士首都伯尔尼中国大使馆去了。李清泉大使向富尔转交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张奚若会长的邀请信，邀请他第二次去中国访问。看来毛泽东和戴高乐一样，这时也在考虑要富尔沟通中法建交问题了。

戴高乐在得知富尔将再次去中国时，私下给予富尔官方身份，作为他的密使前去探路，摸清中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与主张，同时与中国谈判建交。

戴高乐向富尔交代了同中国谈判建交要坚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要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他不认为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同中国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是真正建交，英国只是因为香港问题的需要而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商务办公室而已，法国不能抄英国模式。第二个原则是无条件建交，不接受中国那时同外国建交要求对方同台湾当局断交的条件。

富尔带着戴高乐的这些指示与原则赴中国。由于法国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戴高乐保持他一贯的高傲姿态，避免他作为法国总统同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领导人直接联系，转而给了富尔一封亲笔授权信，让他带去中国。信的形式是写给富尔的，内容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字里行间告诉中国领导人富尔是奉他之命去同中国领导人谈判建交事宜的特使。

为对外保密，特别是向美国保密，戴高乐还亲自细心安排富尔去中国的路线。为模糊富尔去中国的政治使命，他让富尔扮成到亚洲旅游的自由旅行者。去的路程不直接到北京，先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并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回程时经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以模糊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政治影响。回程时到了印度有意不急于回国，不慌不忙悠闲旅游，在印度停留两个星期，将他与中国政府建交谈判的文件由法国驻印度使馆的一位秘书专程及时送回巴黎。

富尔偕夫人于1963年10月22日到北京。对外他公开说这次到北京同1957年一样是私人访问，但他对中国当局明确表明他是戴高乐总统的特使，并将戴高乐给他的亲笔授权信交给周恩来总理。

富尔到北京后谈判遇到的难题是台湾问题。戴高乐不愿宣布与台湾断交，要求同中国无条件建交。但中国那时同任何国家建交都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首先必须同台湾当局断交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戴高乐不愿同台湾断交有两个原因：一是为向西方国家表明他同中国建交不是屈尊求成，是无条件的；二是还有深层的原因，他难断同蒋介石的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蒋介石曾给予过他帮助。1940年，法国战败向德国投降后将在亚洲的印度支那殖民地让给日本。1941年7月，法国的维希政府还同日本签订《“共同防御”印度支那协定》，法国在那里的殖民当局和驻军帮助日本侵略军维持秩序镇压人民。战争即将结束时，戴高乐想收复印度支那，美国、英国等盟国都认为鉴于法国殖民当局和驻军在战争中成为日本的附庸，战后法国无权收复印度支那。蒋介石主动表示中国无意占领印度支那，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那时中国的首都在重庆。战争后期，日本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政人员和侨民驱逐出印度支那，蒋介石让他们撤退到中国境内。戴高乐还向重庆派出了他领导的战斗法国常驻重庆的代表。戴高乐认蒋介石为二战中的战友，在他家里一直挂着蒋介石的像。他不愿因同台湾断交而刺痛蒋介石。

富尔紧紧守住不同台湾断交的立场，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同富尔从北京谈到上海，共进行了6次谈判。富尔一再表示法国无意搞“两个中国”。富尔承诺：“法国将按国际法解决同台湾的关系。国际法不允许在同一地域有两个拥有主权的政府存在。法国与北京政府建交，就意味台湾必须同法国断交。法国可以承诺，在台湾宣布同法国断交后法国宣布同台湾断交。”那时台湾当局也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确实一旦某国同北京建交它就宣布“断交”和撤走人员与机构。考虑到我国同法国建交对冲破美国对我国的封锁和扩展我国在西方世界的外交阵地有重要意义，我方决定采取变通处理的方针，中法先宣布建交，然后法国根据同中国建交后的客观形势，了结同台湾的关系。

富尔在谈判中还要求在中法建交后法国要在台湾保留一个领事馆，对此遭到周恩来总理断然拒绝：“这绝对不可能。”

由于富尔只是来谈判，未被授权签署建交公报，所以他同我方只签署了建交谈判默契协议。建交公报的最后敲定与签字是由法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雅克?德博马舍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中国大使馆完成的。最后商定和公开发表的公报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这份建交公报别具一格。首先这是中国同外国建交最短的公报，只有两句话。其次是明文规定任命大使的时间。这是戴高乐特别要求的，因他担心中法建交后万一台湾不撤走人员与机构，中国不派出大使而成为只是代办级外交关系。

中法双方在1964年1月27日宣布建交。由于建交公报没有表明双方应承担的义务，特别是没有中国坚持的建交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在宣布建交的第二天，1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法建交奉命发表以下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这一声明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形式重申了法国对中法建交所承担的相应义务。

戴高乐总统及时回应了中方的这一声明。两国宣布建交以后的一个星期，他向法国外交部下达指示：“从国际法的观点看，只有一个中国，而且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认为。既然法国与北京政府建立了正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就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法国有理由不承认台湾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和为此进行相应的物质准备。”根据戴高乐的这一指示，2月10日，法国外交部通知台湾当局的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台湾在当天就宣布同法国“断交”和撤走其在巴黎的“使馆”。

永远的遗憾

戴高乐积极倡导法国同中国建交，在当时最重要的目的是为同毛泽东共商印度支那问题，共同将美国挤出亚洲，实现他所主张的建立独立中立的印度支那联邦。建交是为他走近中国铺路。可他的计划只完成了一半，同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没有能同毛泽东走到一起共商印度支那问题和将美国赶出印度支那。

戴高乐很想访问中国，但为维护他的尊严，他要中国领导人先到法国去访问。1966年2月17日，法国曾向中国发出邀请，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法国。5月16日，戴高乐在接见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的时候又亲自口头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法国。但是，由于中国很快进入“文化大革命”，中国外交几乎陷入停止状态，周恩来总理不可能出国访问。1969年4月22日，戴高乐交代即将赴任的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要他促成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那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戴高乐看不准该邀请哪位到法国访问，他对马纳克大使说：“到底派谁来，我也弄不清楚。只要中国领导人愿意访法，你都可以以我的名义邀请，都将受到我的很好接待。”

戴高乐想到中国访问，不仅是为同毛泽东共商印度支那问题，还想实地了解他久仰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更想了解共产党领导和管理的新中国。虽然愿望强烈，但为维护尊严，他执意要在中国领导人先访问法国后，才能到中国访问。由于法国大使马纳克始终没有能邀请到中国领导人去法国访问，戴高乐也就没有实现他访问中国的愿望。中国人民对戴高乐是怀有好感和尊敬的，对他没有能到中国来深感遗憾。

戴高乐在1969年4月卸下总统职务后，隐居在他在乡间的故居。法国大使马纳克曾在1970年建议戴高乐到北京访问，实现同毛泽东的对话。马纳克还特别强调“只有完成了这件事，当代的世界史才完整”。两个星期后，戴高乐答复马纳克他已记下他的建议。遗憾的是，戴高乐在这年11月9日与世长辞了。戴高乐没有能到中国访问，毛泽东、戴高乐没有能在一起对话商谈世界大事，这是这两位20世纪世界伟大的政治家留在人间的永远的遗憾。戴高乐逝世后毛泽东给戴高乐夫人发去唁电：

获悉夏尔?戴高乐将军不幸逝世，谨向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当时的法国和西方国家的许多报刊都报道了毛泽东这份不寻常的唁电，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对西方政治家史无前例的积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