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的周恩来 全力举荐毛泽东领导红军【2】

　　出席猴场会议，巩固了黎平会议决定，排除了李德，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作了准备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瓮安的猴场（今草塘）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王稼祥、邓发、李德等。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指权，从组织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作了准备。

　　筹备遵义会议，并在会上作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全力举荐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9日，周恩来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遵义老城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私邸。周恩来进入遵义城后，立即布置总部参谋人员打扫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当时在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在其《青春的步履》一书中回忆说：“我们中午进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亲自检查一遍，表示满意。”周恩来及军委的其他同志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3日，周恩来又亲自打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参加会议。这份电报是目前发现判断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周恩来支持遵义会议召开并积极组织和筹备的实证。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它的目的之一，是检查在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丝毫不推卸责任。同时，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此事说，“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杨尚昆后来说：“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周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中记录着：“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

　　经过三天的议论，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

　　苟坝会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纵队于1月19日离开遵义向赤水地域挺进。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敌郭勋祺、廖泽旅一部遭遇，由于没有摸清敌情，原来以为敌人只有四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同时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分散了自己的兵力，致使这次战斗失利，红军不得不放弃原定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赤化四川的计划，于29日拂晓前与敌脱离接触，在土城、元厚等渡口西渡赤水河，向云南扎西（今威信）前进（“一渡赤水”）。2月5日，红军到达滇、黔、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小村庄，这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政治局在这里开会，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由于川军、滇军、国民党中央军向扎西合围，中央决定改变建立川滇边新苏区的计划，出敌不意，回师黔北。于2月19日二渡赤水河，重占桐梓，攻克娄山关，再占遵义。红军与国民党中央军赶来增援的两个师激战于老鸦山红花岗一线。此战役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3月4日，为继续争取红军更大的机动，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5日，朱德、毛泽东在前线鸭溪发布了作战命令。这是从1932年宁都会议取消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一切职务后，第一次以明确的军内职务签署作战命令。这表明，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取得了对红军的公开的直接领导权、指挥权。

　　3月10日，周恩来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由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毛泽东在1967年1月22日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讲到：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虽然是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但此后的军事行动，周恩来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不攻打打鼓新场，就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再三建议而说服大家放弃的。此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西进云南，巧过金沙江，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毛泽东书写了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这也是与周恩来尊重毛泽东，全力支持毛泽东分不开的。有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遵义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中国革命从此走向胜利！

　　（作者单位：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 5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