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来和天津《益世报》的一段文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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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5月4日，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天津，青年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纷纷集会、通电、示威，支持北京学生运动，随后成立的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成为天津响应五四运动的核心力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青年周恩来回到了天津，积极投入到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爱国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在天津的报纸中，报道学生运动最积极的是《益世报》，这也是周恩来常读的一份报纸。当时，《益世报》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火烧赵家楼、怒打卖国贼的情况，对京津两地的学生运动及时追踪报道，不但发表了《各界联合会确定赴京代表名单》、《请愿代表坚持斗争》等多篇文章，还通过报道市民日常抵制日货、小学生抛弃日制铅笔等事情，把群众同仇敌忾的细节展现出来。女界爱国同志会游行请愿、集会演讲，《益世报》不但以大篇幅追踪报道，发表《女学界之光荣史》、《女界爱国同志会再次游行演说宣传抵制日货》等文章，还称赞她们谱写了女学界痛切感人的光荣史。《益世报》的爱国立场，受到各界人士的赞许，给周恩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为了使五四运动的影响更加深入，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一份报纸，作为战斗的喉舌。1919年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周恩来任主编。这份报纸质量高、影响大、发行广，南京的《少年世界》评价道:“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上海的《新人》甚至认为其“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由于报纸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天津警察厅向印厂施压，还派出军警逼迫报纸停刊。其他报馆慑于政府的压力和威胁，也不敢承印。在这个紧要时刻，《益世报》毅然出面代印，解决了周恩来的燃眉之急。

　　由于这种交往，周恩来希望《益世报》能一直充当社会的喉舌、舆论的先锋。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却令他对《益世报》非常不满。1919年8月，日本无视中国主权，在山东随意逮捕中国人，山东各界人士集会示威，北洋政府宣布全省戒严，并委任济南镇守使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上任后，即派出大批军警沿街巡逻，机关枪队、马队背着大刀、拿着绳子，在街上耀武扬威、肆意横行，遇有演讲宣传的学生就鞭打逮捕，还派军队封锁学校，不准学生外出，并以“结党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逮捕了72岁的回民爱国领袖马云亭老人和朱氏二兄弟，严刑拷打后绑赴刑场枪决。此事传到天津，引起群情激愤，同声讨伐。而此时《益世报》却天天报道军阀争斗，对“济南血案”一字不提。

　　1919年8月5日，周恩来以飞飞的笔名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表《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文中说：“我是爱《益世报》的，当着五四运动后，《益世报》终算是敢于发言，我们也很尊重他。但是总觉他没有一定目标，拿着现在现象看，我很盼望《益世报》不要让社会回想当年。”8月6日，周恩来又写了《再问〈益世报〉》，重申国难当头，内政外交事事紧急，《益世报》应该负起转移社会趋向的责任，引导国民关注国家大事，在政治事件面前，有个明朗的态度。《益世报》转载了周恩来的文章，并迅速转变关注热点，陆续发表了《山东学生为反对马良致全国父老书》、《津回教徒摘匾痛斥马良》、《各界联合会通电各省请诛马良》等文。8月23日，山东、天津、北京、唐山等地各界代表到总统府请愿，总统拒绝接见，当晚代表们被捕。随后，京津两地学生数千人在总统府前请愿。周恩来率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并发动舆论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在广大群众爱国运动的压力和各界人士的营救下，政府不得不在8月30日释放了被捕的全部代表。对于这些斗争，《益世报》登载了《京津请愿代表被警厅拘捕》、《请愿代表被拘押，刘清扬坚贞不屈》、《天津各界集会欢迎被释之请愿代表》等文章报道斗争情况，又发表了《敬告各团体书》、《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盛况》、《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宣言》、《马骏回津叙述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情况》等文章跟踪报道学生的斗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