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恩来处理“九月来信”看对朱毛红军的特殊感情【2】

　　中央“二月来信”发出以后不久，周恩来在一些问题上的主张就有所改变。4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由向忠发起草的再次给朱德、毛泽东的信，周恩来发言表示：“朱、毛出来的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根据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红四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说得呆板了一些，不好困守到一个地方。”这封信经周恩来修改之后于4月7日发出。

　　事实上，关于反对红军集中行动的意见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布哈林的主张。布哈林在中共六大发表讲话，认为红军集中行动将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而引起他们的不满，所以要求红军分散行动，把朱德、毛泽东调离，以免招致更多的打击。

　　周恩来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坦承，中共中央接受了布哈林的意见，“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

　　经过两个月的辗转传递，4月5日毛泽东起草的给“二月来信”的复信，大约在6月上旬才送到上海周恩来的手里。6月12日，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了这封信的内容，并且发表了他的意见。

　　周恩来认为，红四军前委批评中央对形势估计悲观，“是不十分正确的，因为站在全国来分析不能如此”，同时表示中央“二月来信”要求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关于农村武装割据，周恩来认为目前对农民运动问题客观上是忽略的，中国游击区域割据形势是存在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如果城市工作加强，农村割据就能获得发展与巩固。

　　历史档案显示，周恩来实际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由于所处的位置是在指导全国工作的最高层，每天接触到的是城市工人运动，同身处偏远山区农村发动农民建立苏维埃的朱毛红军，在观察与判断问题上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过分强调城市斗争而对农村苏维埃的发展认识不足；对于形势的判断固然存在某些悲观情绪，但从全国而言，有些判断并非完全错误。例如，认为军阀战争的发生表示着统治阶级将要很迅速崩溃、就是革命高潮的判断并不正确。这样的观点，不失为冷静与出于全局的思考。

　　但不可否定的是，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复信中，得到了关于朱毛红军更为全面的信息和丰富的材料，对他们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不再坚持“二月来信”中那些错误的意见，而且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农村斗争与红军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派出干部人才到红四军工作，向全国各地介绍朱毛红军的成就和经验，为朱毛红军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在1929年的整个年头里，设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于朱毛红军这支全国最强大的革命武装，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不断通过福建、江西、广东省委向他们发出指示，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人才，但是由于赤白区域间的严重封锁和交通险阻，更由于红军一直在流动游击，联络十分困难。因此，中央急于得到红军的真实情况，特别希望高级指挥员到中央汇报，以便直接听取红军的活动情况。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4月5日从瑞金发来的长信。

　　周恩来对红四军前委这封信的一些主张表示认同，并且再次提议朱毛红军须派人到中央报告情况。

　　7月29日，朱德、陈毅专程赶赴蛟洋，会同毛泽东一起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的策略，同时研究派员赴中央的问题。

　　会议结束第二天，前敌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员立刻分别行动。陈毅告别了毛泽东、朱德，在闽西特委派出的交通员陪同下，取道漳州，前往厦门福建省委机关，择机转赴上海。

　　就在陈毅抵达上海的那些天，上海笼罩着严重的白色恐怖。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和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5人，因叛徒白鑫告密而被捕。中共中央为此连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营救这几位党的重要干部和惩办叛徒的措施。

　　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会议的气氛显得特别紧张而严肃。主要的议题有两个。一个议程是由周恩来报告彭湃等5人被捕事件，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接替杨殷，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由李立三接替彭湃兼任中央农委书记。

　　会议的另外一个议程是由李立三报告陈毅同他谈话的主要内容。

　　鉴于红四军的问题关系重大，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8月29日再举行一个临时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报告，再作研究。

　　会议为什么定在8月29日，因为8月28日周恩来必须参加一次极为重大的战斗。他亲自到上海郊区指挥中央特科人员，武装劫持押送彭湃等人的刑车，计划将他们一举营救出狱。可惜由于准备不够周全，这次惊心动魄的大营救没有成功。三天之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在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英勇就义。不过，叛徒白鑫也没有逃脱党的制裁。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特科派出的行动队员将其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