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南方局的秘密电波【4】

　　18日晨，我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会议，成立保密委员会，由我、袁超俊、龙潜以及办事处、周公馆和报社各派一个人组成，由我牵头。我们用两天时间制定了详细的保密工作条例，内容包括对内部文件保管使用的规定、工作人员外出行动的纪律以及在外应付突变的措施等。当我们把这个条例交给周恩来审定时，他表示满意，批准立即执行。这个条例，当年在南方局、办事处和报社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它以后成为我们在国统区对敌斗争、应付突然袭击及保卫、保密工作的守则。

　　为了应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在具体执行条例时，我们又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

　　一是要求各部门认真清理机密文件材料。有些重要的材料要立即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之后即烧毁。一般机密材料要记在脑子里，不保存。非保存不可的，如密码，每个人所联系的重要关系的地址、暗语等，要用极小的字把它抄到很薄的纸上，并放在随手可取的隐蔽地方。三楼机要科保险柜里还故意放几本假密码本子，而真密码本遇紧急情况即烧毁;备用密码本则用铁盒装起来，藏在水泥砖心里，与砖夹在一起，不易察觉。三楼专门备了一个烧文件的铁炉子，电报传阅过即毁，并准备紧急时烧材料。

　　二是每层楼安装一个电铃，电铃按钮装在传达室。一旦有情况，值班人员拉响警铃，各个部门立即做应急处理。在二楼、三楼的楼梯口处装上结实的门，紧急时分工把守，争取时间销毁密件。

　　三是加强警卫，传达室增加人员，二楼加哨，昼夜值班。警卫班喂了一条狗，取名“汪精卫”，帮助看门。

　　这些紧急措施下达后，周恩来还组织我们进行了一次演练，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正当斗争紧张的时刻，我意外地害了一场病。1月20日，我从曾家岩回到红岩，上台阶时，感到两腿没力，踉踉跄跄地回到办事处，请刘子华医生试体温，竟达39℃。但他无法判断是什么病，马上报告钱之光处长，钱之光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决定马上送武汉疗养医院，机要工作暂由刘三源负责。刘三源是中央机要科科长，1940年5月随周恩来到重庆，准备接替我的工作。本来周恩来已批准我的请求让我回延安学习，因工作和形势紧张，又决定我留下来。我病愈恢复工作后，刘三源就调到香港工作去了。我住院时，领导同志一直很关心，叶剑英曾来看过我，并请医生好好诊治。但医院条件差，我牙痛，没有牙科，外科大夫就把我全身麻醉后拔牙，把牙拔断了，牙根还在里头。以后经邓大姐介绍的名牙医韩文信诊治，才把牙根拔出。那时恰巧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处长李克农等在重庆等车去延安，他的女儿双凤（即李冰）是护士，李克农要她在医院陪我几天。她准备为我输血，但因血型不同改为肌肉注射针剂。我住院十天，据说患了副伤寒，烧退就回红岩休息。在紧张的战斗中，哪里休息得住，很快我就又投入到了工作中。为了减少损失，机要人员也实行疏散，只留邱松、紫非、郭庆标三人，赵继、康锡林到外面隐蔽。电报多时我也参加译电。电台的杨力平到桂林设密台，江洪回家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