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怎样防止“红色恐怖”【2】

■周恩来倡导“三不”原则，使中央特科在隐蔽斗争中掌握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当年中央特科清除叛徒的内容往往是如今影视作品中的重头戏。其实，如何对待叛变人员是当年一项政策性很强的政治任务。

周恩来在领导特科时曾经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他在1929年8月23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山东临委的信中指出：消灭叛徒原是我党最后不得已的办法。积极方面，我们还应减少这种叛变，减少被破获的可能性。这些指示使中央特科在隐蔽斗争中掌握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当中央特科在不得不剪除可能危及中央安全等危害极大的叛徒时，都实行严格的定点清除、精确打击。

在中央特科中有不少善用炸药的爆破高手。但在当年的隐蔽斗争中，不管多么需要，中央特科几乎从未动用过炸药。究其原因，一来可能动静太大，二来势必伤及民众。从中央特科多年的实战来看，他们能用刀就决不用枪，就是不得已而动枪时，也是速战速决，决不殃及无辜。这类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例如：清除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时，特科人员在室外用一串鞭炮掩盖了室内的几下枪声，周围群众浑然不觉；清除出卖彭湃的叛徒时，特科人员预先侦查设伏，一顿乱枪后就搭乘事先准备的汽车迅速离开，前后不过短短几分钟。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特科有着严格的政策和纪律，绝不允许进行任何恐怖活动

中国共产党把隐蔽斗争看做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一旦出现差错就必须立即检讨和纠正。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范围被迫缩小。虽然中央特科成绩卓著，但周恩来还是做了检讨。1931年6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其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中，对顾顺章事件作了自我批评：“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历史病源……直接指导这项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负错误的主要责任。”

中共中央为隐蔽战线制定了严格的政策和纪律，绝不允许进行任何恐怖活动。为了更客观地认识这一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当年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时的死对头、国民党情报机构领导人徐恩曾是如何对此进行评介的。

徐恩曾是国民党中统局最早的负责人之一，因为钱壮飞的英勇壮举而被附带出名。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是这样评介的：“共产党人是反对暗杀手段的。他们自称：他们所反对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不是某些‘个人’，反对社会制度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暗杀’是无用的。中共在过去三十年中，对于这个教条，大致是遵守的。”当年水火不容、生死缠斗的老对手口中这样认定，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斗争绝不进行恐怖活动、绝不伤及民众百姓的政策是说到做到的。

对于中央特科在上海的除奸活动，徐恩曾的评介更为具体：“其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都经过周密的计算和布置，使人难于提防，这种情况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的神经非常紧张，那些曾从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行动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门，因为谁也料不到，何时会成了红队的下一目标，大家在紧张恐怖中过生活，自顾尚不暇，当然完全丧失了向敌人还击的能力。”徐恩曾直至写回忆录时多少还心有余悸，当年“伍豪之剑”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时过30年，且已经败退台湾，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不仅刻骨铭心，而且还不顾50年代初弥漫台湾的“清除匪谍”恐怖，依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赞誉，可见其表达的敬佩确实是由衷的。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战场上，更在精神上击败了对手。○

（本刊编辑部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