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周恩来在"苦海"中艰难抗争【2】

　　当大串连的狂潮涌来时，周恩来组织起草了两个限制性文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国各地学生可以免费乘车去北京大“闹”一场。

　　8月16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大会上对学生的串连行动公开作了肯定和赞扬。他说：“你们不怕大风大雨，到无产阶级革命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你们的行动很好。”8月18日，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天安门对来京串连的全国各地红卫兵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打垮、打垮”。

　　陈伯达、林彪的讲话，无疑是号召全国红卫兵大串连的总动员令。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离开学校，开始了“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连。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8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外地师生就有万人次。

　　红卫兵大串连的狂潮，给本来就严重不足的交通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突然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工具和运输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火车车厢的底盘弹簧被压坏，列车不能按时运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铁路交通管理部门的职工也外出串连，停业闹革命。全国铁路交通一片混乱，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生产建设，一些工矿企业因得不到必需的原材料供应而不得不停工。

　　对此，周恩来深为焦虑。他担心大串连这样发展下去，会导致铁路交通的停断。而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随之瘫痪。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试图制定一些规定，对运动作某些限制。

　　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人起草了1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站段、港务局和码头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列为国家“要害部门”，强调对这些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革命群众不应冲击这些要害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通知稿拟出来后，周恩来批示送有关人核阅后立即发下去。

　　通知稿传到江青手中。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讨论一下。结果，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讨论”中被压下了。

　　9月初，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其中在红卫兵串连问题上，强调要保障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红卫兵不要到这些部门去串连，“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意见》还强调，必须向广大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定稿，立即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通过。

　　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具体政策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但是，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这10个问题（注：《意见》一共包括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这个文件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戚本禹说：发通知，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在欲以正式文件试图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为了维护起码的铁路交通，保证最低限度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周恩来又通过有关具体负责同志在具体工作中贯彻他的一些意图。他找到当时调任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建设口子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对他们指示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他还忧心忡忡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和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