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倾注大量心血 谋划台湾和平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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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为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为今天海峡两岸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努力探索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提法，出现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这是我党根据当时国际和两岸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随着《朝鲜停战协议》和《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的签订，远东的紧张局势开始趋向缓和；这时中国大陆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954年底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提升了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1955年1月下旬，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明确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使用美国部队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澎湖列岛和台湾的进攻；为反对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蒋介石坚守金门和马祖，国共双方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存在共识。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经过审慎考虑，权衡利弊后，毅然决定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此后，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先后提出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对台和平政策，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

　　1956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6月下旬，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他代表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原则与实现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具体措施，作了系统说明。他强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重申：“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1956年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三次同曹聚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谈话。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周恩来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谈话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

　　对于周恩来的这一系列表示，蒋介石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于1957年4月，决定派台湾“立法委员”宋宜山作为私人代表暗访北京，探听消息。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宋宜山，并安排统战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代表中共方面就两岸统一问题提出以下方案：由国共两党通过对等商谈，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干涉中国内政。这一方案对两岸统一后台湾的社会地位等，都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设计。宋宜山将他与周恩来、李维汉商谈的详细情况及其在大陆上的见闻写成一份1.5万字的报告送呈蒋介石。遗憾的是，1957年10月，国民党八大拒绝了中共的和平建议。

　　6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将上述和平统一方案的精神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由蒋介石安排；台湾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到时机成熟后，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后再进行；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由此可见，“一纲”，实际上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四目”，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制度。“一纲四目”的政策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