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张学良肤施相会记【4】

五

晚11点，会谈正式开始。昨天还是兵戎相见，如今敌对双方的统帅却握手言欢，促膝交谈，这历史还真有意思！在会谈中，他们谈了很多问题，但谈论最多的还是民族危机，以及如何制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问题。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说：“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他主张联蒋抗日，认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我们现在想壮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排除在外呢？如果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就不好办了。尤其是我们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实际困难。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深思了一下，说：“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本人同意张先生‘联蒋抗日’的主张。中共之所以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头子，他视人民为死敌，目下正像满清的西太后一样，‘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他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统治的。”

讲到这里，周恩来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

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只要蒋介石改弦易辙，放弃其错误政策，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得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连忙说：“对，对，要斗争！”

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联蒋抗日是张学良所企求的，他企望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张学良见周恩来没有批驳他，感到他的意见可能被接受，心情很愉快。

周恩来笑了笑，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一谈。”

张学良说：“蒋介石有民族情绪，他也恨日本人。据我回国后这两年的观察，他可能抗日。”接着，张学良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对日本的态度。最后说：“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若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一致抗日。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又说：“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周恩来诚挚地问张学良：“张先生，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

张学良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国家要统一集权，只有两条路，一是共产党的，一是法西斯的。他讲了一套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的道理。他毫不讳言地说：“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经，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应该有个强有力的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朝野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像希特勒之于德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样。只有这样，才能够抗击日寇，应付国难，国家才有前途。”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静心听着张学良的讲述，脸上的表情是和善而庄严的。他对张学良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处心积虑地寻找国家的出路，要雪国耻报家仇的迫切心情，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你同情你，还会帮助你。可惜张先生把路走错了，什么是法西斯，简单地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周恩来剖析了法西斯的本质，说：“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在历史上，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张先生都知道，并经历过。法西斯是反历史、反人民、反共的，它没有群众基础。要抗日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可能的。要发动民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绝对走不通，他只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发动人民群众抗日救国，谁就是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

张学良听后，默然良久，从此再不提及法西斯主义了。

张学良对发动抗日能否取胜提出了一些看法和疑问，诸如抗战爆发后，日本将封锁中国海岸，中国如何取得外援？日本内部能否起变化？等等。

对此，周恩来都一一作了解释。周恩来说：“日本不可能将我国完全封锁，军援不仅可得之英美，也可以得之苏联。抗战持久可能引起日本内部哗变。”

张学良感到周恩来谈问题一针见血，虽在有些问题上批驳了自己，但说得入情入理，让人衷心佩服。

张学良对红军的发展去向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当时红军东征山西，准备进入河北与日寇作战，并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的口号。张学良对红军集中华北完全赞成，对在四川、云贵一带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也完全赞成。他说，来多少都欢迎，经过东北军防区，我可以让路。但是他认为红军不要东征山西，不要逼迫阎锡山太甚，那样会促使阎锡山与蒋介石联合起来。东征不如北上更稳妥，他建议：红军北上抗日最好取道宁夏、绥远，解决降日的内蒙古德王，东向察哈尔。宁、绥人口多、粮食也多，可作红军后方；绥远邻近外蒙，便于取得苏联的援助。

周恩来表示，一定把张先生的意见带回去和毛泽东、张闻天商量。

最后，双方还就红军和东北军在抗战中所担负的责任、对日作战的战略，两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但张学良还有个难题，就是他缺乏抗日干部，他诚恳地希望中共派更多的干部到东北军工作。

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水平低，很多人不识字。所以我们才不得不随时随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样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们可以办军官训练团。在军官训练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将来两边的抗大可以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

经周恩来这么一开导，张学良懂得了干部要靠自己逐步培养的道理。会谈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西北军）便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办了3期。每期开始，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等谬论。他们抽调和聘请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士担任教官，对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这对团结改造东北军、十七路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就为后来发动“西安事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周恩来与张学良推心置腹，开诚布公，侃侃而谈，直到东方破晓。张学良感到很兴奋，虽一夜未眠，却毫无倦意。他看了看表，5个小时过去了，觉得是该结束会谈了。便激动地对周恩来说：“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的心情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不仅使我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也使我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60年而印制的大地图（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地图）送给周恩来，高兴地说：“让我们共同保卫祖国！”张学良还赠送给红军3万银元，以后又补送20万法币。

天蒙蒙亮时，周恩来与张学良紧紧地握手告别。张学良目送周恩来一行跃身上马，离开肤施，向瓦窑堡奔去。

在路上，周恩来对李克农等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他感到张学良是诚心诚意地与中国共产党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