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生命最后阶段提出：修史请别忘杨度【3】

周恩来的身边人员对笔者说，如果当时一口回绝他的这么一个美好意愿，他心里肯定很不好受。于是，只好编造说，由于造反派的破坏，西藏机场难以正常起降大型飞机，目前正在抓紧抢修，待修好后再将具体情况汇报。周恩来是个聪明人，人们这么一说，他也就不再坚持了。后来，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

　　1994年9月上旬，中共淮安市委为筹备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活动，进京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笔者有幸拜见了华国锋同志，请他讲述周恩来当时对他的召见。华国锋同志回忆说：1975年8月29日，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说，你们到了西藏后，要转达我对西藏人民的问候，要鼓励进藏的各族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感谢他们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绩。一定要告诉进藏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让民族干部大批地、尽快地成长起来。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当时病情已经很重。他说了一会儿还要休息一下才能继续说。他告诉我，你是中央代表团团长，要叫他们搞好统一，搞好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相互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各方面团结，才能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一定要造福于子孙后代。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谈的时间比较长，内容也比较多。从他那里刚回到家，又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我看过一部科教电影《养蜂促农》，可能适合藏民们学习、使用，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但是，你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周恩来还说，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请他们理解。

　　修史请别忘杨度

　　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迅速扩散，免疫力急剧下降，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有时进入昏睡状态，医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延长他的生命，减少他的痛苦。

　　10月7日，周恩来突然清醒，他对秘书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杨度是位传奇人物。他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南湘潭人。杨度曾留学日本，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杨笃生等一起创办《游学译编》。后来，他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他又主编《中国新报》，力主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与汪精卫等一起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又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的参政。1915年，写成了《君宪救国论》一文，一时风靡全国。同时，他还联络孙毓筠等五人组成“筹安会”，积极策划恢复帝制，是当时全国皆知的“筹安会六君子”的重要人物。

　　袁世凯死后，杨度一度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亡命奔走。此后，杨度转而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奔走呼号，十分用心。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杨度想方设法，多方营救，虽未果却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真诚。

　　杨度晚年，对蒋介石独裁和残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十分愤恨和不满，毅然于1929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尽管杨度的生命只剩下两年多时间，他却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掩护革命，营救革命同志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对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等也倍加关照。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万分危急之中，杨度在周恩来的领导安排下，也协助党做了许多事情，尽到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由于杨度入党后是和周恩来单线联络，外界知道的人极少，为怕这一重要史实埋没，周恩来临终前托王冶秋转告《辞海》编委会，将杨度鲜为人知的一面记入其条目。

　　别往脸上打叉叉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带病在李先念和乔冠华的陪同下和前来访问的泰王国政府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送走客人后，按照事先的“谋划”，由乔冠华出面，请求总理与大家合影留念。

　　周恩来住院已经一年多了，人们见到的总理瘦了、老了，脸上的老人斑多了。自从周恩来住院后，就很难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今天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乔冠华向周恩来提出和大家合个影的要求后，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李先念和乔冠华很快站到会客室的中间。不久，周恩来在值班护士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随行人员、医护人员和部分在场的工作人员，个个像孩子似的围拢过来，在周恩来的身边站成两排，做好拍照的准备。就在摄影师杜修贤将要按下快门的时候，一个让人心颤的声音响了起来：“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周恩来这么一说，本来十分喜悦的场面顿时冷却下来，在场的人们心头个个像坠上了铅块一样。

　　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凡是被“四人帮”、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们诬为“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现他们名字的时候再加上个红笔叉叉，如果有他们的照片出现（一般是从相关人家中抄出的旧照片或旧的报刊上登载的），则马上在他们认为是“叛徒”、“特务”、“黑帮”、“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人的脸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

　　在“文革”的岁月里，周恩来处境维艰：先是要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接下来诬陷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和“工贼”的三顶大帽子也要周恩来明确表态。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在她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里写道，对关于刘少奇的处理，周恩来如果不同意，那么他在24小时之内也要被打倒。所以，周恩来思考了一个多星期，只好忍而求其次。但是，这并不反映周恩来恋职恋权，而是周恩来清楚明白自己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地位。“文革”中，他如果有个公开的、不同于毛泽东的声音，那么他自己不仅面临被打倒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全党、全军甚至于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分裂的危险，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事实上，“文革”风起云涌之后，周恩来一直被林彪和“四人帮”视为心腹大患，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早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出于对国家法制的维护和对老干部的保护，不准造反派们揪斗刘少奇，不同意他们打倒贺龙、陈毅，多次被中央文革的人扣上“党内最大的保皇派”等大帽子。甚至周恩来在台上讲不准贴“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时，造反派竟明目张胆地从台下递上“总理，你的讲话为什么和中央文革的不一样？”这样当场责问的条子。

　　为保陈毅不被批斗，周恩来被造反派使用车轮战法，先后被无理纠缠达18个小时，导致心脏病发作。可是当他听说造反派还要揪斗陈毅时，愤怒地转身讲道：“如果你们要批斗陈毅，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林彪、江青一伙还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对付周恩来：把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胞弟周恩寿先后诬陷进狱中，甚至迫害致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被江青迫害自杀；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因“得罪”江青被迫隐姓埋名；连关心周恩来多一点的中办副主任杨德中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等也被江青故意制造事端赶出北京。后来，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又从故纸堆里翻出1931年国民党造谣生事登出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名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启事》，呈报江青。江青如获至宝，批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图将周恩来诬为叛徒而后打倒。因为这是当时临时党中央和江西苏区都知道的事，所以毛泽东、陈云等同志都讲话予以澄清，才没让江青一伙的阴谋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