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情深意长的来信深深打动邓颖超【2】

周恩来、邓颖超等学生运动领导人不能公开活动了。他们转入租界，在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办公，坚持斗争。小屋受到暗探注意，他们又转到一所教会女中的地下室工作。

觉悟社的会员们当时相约：在爱国运动期间，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周恩来大力宣传独身主义，并发表相关论文。

周恩来是觉悟社负责人之一，邓颖超则是骨干成员，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彼此常常相见，两人免不了有些往来。当时，男女交往还要“授受不亲”。因此，周恩来找邓颖超谈话的次数并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

1920年1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时，竟遭到闯入店铺的3个日本浪人的毒打，激起社会公愤。当各界代表向省公署请愿时，当局非但不惩办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殴打学生，逮捕代表马骏、马千里、时子周等20人。随后又查封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

1月29日，3000多男女学生，由周恩来、郭隆真领导，从东马路出发，直奔省长公署。群众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为代表，要求面见省长曹锐。邓颖超也要求前往，周恩来果断地说：“万一我们被捕，外面总需有人接应，继续斗争！”于是，这位年仅16岁的小妹妹就这么留了下来。

省公署大门紧闭，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准代表进去。周恩来不顾军警阻挠，和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一起强行进入省公署。他们一进去就挨了毒打，20多人被逮捕了。

周恩来等被捕后，他们同原先被捕的代表一起，先被关押在警察厅的营务处。彼此不能见面，不能交谈。反动当局采取拖延的办法，既不转交法庭公开“讯问”，又不释放，一直拖了两个多月。4月2日，周恩来和难友们经过秘密联络，发动了绝食斗争。他们分别向警察厅宣告：被拘70多天，没有受到正式审判，这是违背民国约法和新刑律的规定的。因此，他们通告警厅，限警察厅在3日内举行公审，否则就全体绝食。当天，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马千里等开始绝食。

周恩来等人绝食的消息通过狱中同情学生的看守很快被透露出来，邓颖超为他们的斗争精神所感动，同时也为他们虚弱的身体而担心。5日，邓颖超集合24个觉悟社社员和支持者，背着铺盖赶往警察厅，要求替代正在绝食的被捕的24人入狱。由于被捕的人中有学生、教员、商人，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反动当局不能不有所顾忌。7日，警察厅被迫将被捕代表移送地方检察厅。

送到检察厅后，被捕代表的生活条件得到一些改善。经过斗争，除女代表两人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且能够阅读书报。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每晚举行全体会议，并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渚3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组织起“狱中大学”。又议决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

6月8日，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到狱中探望周恩来，并向他告别，她即将去欧洲勤工俭学，探求真理。周恩来在给她的长诗中写道，我为你高兴，去“磨练你的才干，保你的天真烂漫。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在这首自由体长诗中，周恩来提到去“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的确，周恩来在狱中已经在考虑将来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探寻中国的道路。

经过监狱内外的斗争，7月6日，检察官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7月17日下午，开庭审理。法庭上挤满旁听的人群。邓颖超和学联代表都坐在旁听席上。地方审判厅外，也站满等候消息声援被捕代表的男女学生和各界人士。经过周恩来等的据理力争，当局只好释放被拘禁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