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临终前的台湾情结

（《中华魂》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自幼即以“中华崛起”为己任，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更是把富民强国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目标。然而从新中国诞生直到他重病缠身，离他的强国梦似乎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特别是台湾还未能回归祖国，这就使他多少有点遗憾。因此越是到他的生命最后，台湾问题越是萦绕着他的脑海，成了他临终前最关注的一个最大情结。

一、读《参考消息》

连写四个“托”

周恩来临终前，仍坚持看中央文件和主要报纸、杂志。

1975年9月4日，周恩来看到3日出版的《参考消息》上转载有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的一篇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在这篇文章里，蔡省三针对四月份蒋介石的去世，分析了台湾的局势，介绍了将成为蒋介石接班人的蒋经国的经历等其他情况。周恩来看了很感兴趣，特意用铅笔把报纸批给罗青长和钱嘉栋，要求他们了解蔡省三的谈话内容，并进行分析，最好再找王昆仑、屈武等人弄清真相。当时周恩来已经进入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写字时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可他却在签上自己名字后，颤抖着手连写了“托、托、托、托”四个“托”字，可见他对这篇专访文章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切。

周恩来的这一批示虽然很短，但内涵丰富。特别是其中的人物身份，读者清楚了就更能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和思维的慎密。

罗青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40余年，长期分管对台工作。钱嘉栋时任周恩来的主要秘书，后来曾是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第一任首席代表。王昆仑早年投身国民革命，1926年起就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的政治教官，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41年就参与中国民主同盟和三民主义同志会的筹组。1931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职务。由于他的身份地位特殊，对台湾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情况非常熟悉。屈武是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的女婿，1924年就参与了冯玉祥的北京政变，曾任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教官，立法委员，1949年是李宗仁任命的参与国共和谈的国民政府代表团顾问。李宗仁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后，屈武由南京出走香港，然后辗转到新疆，参与了新疆和平起义。后曾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职，他也是十分熟悉台湾事务的人。

周恩来批示中的蔡省三这个人比较复杂和特殊。蔡省三多才多艺，年纪轻轻时就追随蒋经国，升任少将总队长，他身兼数职，风光无限。1949年蒋家王朝败逃台湾，蔡省三却执意不走，坚持潜伏反抗。他东躲西藏，数度逃亡，九死一生，苦苦熬了五个多月，终于被人民政府抓获。在监狱里一呆就是25年。尽管他的思想还是那个反共的思想，但人民政府宽大为怀，于1975年全部特赦所有在押战争罪犯时也特赦了他。这是蔡省三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当时在台湾没有任何亲人，但他自认为对他有知遇之恩，便断定老上级蒋经国将是他在台湾的唯一“亲人”，所以还是选择去台湾。为此，他在北京时还用政府发给他的路费到王府井买了一幅刺绣，好送给他的老上级蒋经国，并想像着度尽劫难之后再见到蒋经国、并与之谈心叙旧的激动场景。然而，台湾方面却太绝情：就在蔡省三和原国民党中将军长王秉钺、陈士章等十人来到香港，等待赴台湾时，台湾方面却对包括蔡省三在内的所有十位刚被大陆人民政府特赦释放而申请去台湾的人说了一声“不！”还说，“因为这些人已经被中共洗过脑，是中共的统战工具。”于是，蔡省三滞留在了香港，一些反共的人权组织找到他，希望他能公开发表一个反共讲话，然后可以把他带到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并供养他一辈子。蔡省三拒绝了，他说：“我是个中国人，我死也要死在中国！”他就呆在香港，毅然抓起手中的笔，靠笔杆子养活自己。1975年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即将执掌台湾军政大权。对于台湾今后的政治走向，施政方略等等，蔡省三对来访者分析得很透彻，所以，重病之中的周恩来看了之后引起了极大重视，就颤抖着手，一连写下四个“托”，其对台湾和台湾人民的关切，今人读起来也无不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