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长征路【2】

特殊的会面

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了湘江的重要渡口界首，此时，红军主力部队如果紧行军，就会迅速渡过湘江，把国民党军队甩在后面。但在李德、博古指挥下，红军主力部队掩护搬运许多辎重的红军部队，慢慢腾腾地走，两天之后才到达界首。这时，蒋介石已调广西和湖南军阀赶到了湘江边，从南北两个方向，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强攻。红军要一边渡湘江，一边同前来进攻之敌军战斗，而红军搬运的坛坛罐罐太多，渡江速度又极慢，这种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所以，湘江战役打得十分惨烈，红军主力部队同前来进攻之敌进行了殊死搏斗，大批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大量红军团以上干部牺牲。

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渡口边指挥战斗边指挥部队抢渡湘江的周恩来，特别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得知毛泽东在后面，还没有渡江时，心中十分焦急，告诉通信兵，传令后面部队，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要毛泽东迅速过江。周恩来还亲自到后面去查看。当他看到毛泽东来到湘江边上时，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急忙赶上前去与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了一句话：再不能这样走下去，也再不能这样打下去了。周恩来握着毛泽东的手，点着头，默默地看着毛泽东。此时，他的心中，已经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是对的。周恩来此时已经下决心，要在中央内部提出正确主张，改变由李德、博古二人说了算的局面，他要为党和红军的命运担负起责任。周恩来请毛泽东迅速过江，毛泽东拉住他一起走，周恩来说，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你先过江吧。

在湘江边上周恩来同毛泽东的这次会面，是一次特殊的会面。由于战斗异常激烈，二人会面时，只说了两句话，但就是这两句话，却包含着深意，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提出了改变“左”倾领导人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动议，此时，周恩来也清楚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方面的才能，认识到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受命于危难之中

湘江战役，红军主力虽然突破了敌军的湘江封锁线，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但是，红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当中央红军渡过湘江时，数量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红军主要的高级军事领导人，都对李德、博古十分不满，认为再这样任由他们瞎指挥，党和红军就会彻底毁灭。他们纷纷向周恩来提出意见，要求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能够担负起纠正错误路线和指挥红军走向胜利的责任。

而在此时，李德、博古二人也开始消沉起来。一来因为湘江一战，红军损失过大，他们对军事上能否取得胜利，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心，变得灰心丧气起来。李德整天拉着脸，眉头紧锁，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则莫明其妙地发火，冲着红军战士大喊大叫。博古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满嘴起了血泡，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他甚至想到了要自杀，在长征路上拿一支手枪在自己脑袋上瞎比划，多亏聂荣臻劝说，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而此时，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判断出红军的意图是向湘鄂西前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调动大批兵力，在通往湘鄂西的要道上部署重兵，布下了“口袋”，只等中央红军往他们的“口袋”里钻，好一举把红军全部歼灭。李德和博古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可是，红军能不能改变行军路线？到底往哪里走？他们没有主意，只好命令红军仍然照他们预定的方向，向湘鄂西进军。此时，红军的广大指挥员也不愿意再听李德和博古的瞎指挥了，他们强烈要求：红军的领导权，要有一个改变，而红军也不能照原来的办法打下去了，军事路线要有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李德和博古把一切军事事务都推给了周恩来负责。在此危难时刻，周恩来担负起了对中央红军的领导责任。红军的一切调动、布置、行军、打仗，都由他指挥。此时的周恩来真正是受命于危难之中。

与毛泽东想到了一起

1934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在通道举行，参加者有：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这次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红军进军方向问题。会上，博古、李德已经知道红军再按照原定方案，向湘鄂西进军，会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围。但他们对于红军再向其他什么地方进军，心中无数，因此，只好坚持红军仍然向湘鄂西进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们的想法是：湘鄂西那里有红二、六军团接应，总是比向其他方向发展为好。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央红军再向湘鄂西进军。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周恩来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周恩来与毛泽东想到了一起。他在会上发言说：我赞成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现在如果仍然向湘鄂西进军，红军就会陷入敌军重围，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红军必须改变原定的进军方向，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样既能出敌不意，摆脱敌军围阻，又能寻找更有利于红军发展的地方。会上，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张，只有李德和博古坚持原定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现在必须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执行。李德、博古只好同意按多数人的意见办。这样，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主力改变行军方向，改向贵州进军，先拿下黎平。中央做出这个决定，周恩来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

主持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后，关于红军进军方向问题，党内意见并未统一。12月15日红军打下了黎平后，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正式会议，最后决定红军进军方向问题，这次会议也由周恩来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详细阐述了红军改变进军方向，向贵州进军的道理，指出，红军只有到川黔边去，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才有发展的余地。李德、博古仍然固执己见。当他们的意见遭到会议多数人反对时，李德又提出红军折入黔东。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样仍然要陷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

正在此时，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做了关键性的、带有决策性的发言：他说，我们应该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红军应该向川黔方向发展，循红二方面军的原路，西进乌江北上。周恩来发言后，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他的意见，只有李德一个人反对，博古不做声了。李德见状大怒，大喊大叫起来，但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一个人再理会他。黎平会议做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定：“过去在湘鄂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

痛斥李德

红军长征中，李德仍然是红军中的“太上皇”，没有人敢顶撞他，而周恩来是第一个敢反对李德的人。正是周恩来敢于反对李德，才打掉了李德“太上皇”的权威。

事情是这样的：黎平会议之后，周恩来把整理出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的译文拿给李德看。李德看后，见决定中根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否定了他的意见，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便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目睹了红军长征以来在李德瞎指挥下受到的重大损失，又见到李德如此专横，周恩来觉得，是应该批评李德几句了，他便指出了李德指挥上的错误，劝李德应该听听红军广大指挥员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第一次有人敢批评李德，李德受不了了，他更加震怒。拍着桌子，大吵大嚷起来。

周恩来忍无可忍，站起来痛斥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主观片面，把国外过去战争的经验硬搬到中国来，并痛斥他不珍惜红军战士的生命，不顾红军的前途命运，只顾自己的虚荣心。周恩来说：如果照你这样指挥下去，党中央和红军就会被你毁灭。李德当时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谁敢反对李德，就会被扣上反对国际的帽子。周恩来敢于痛斥李德，是冒了很大政治风险的。但一切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的周恩来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安危进退。他对李德的痛斥，带了一个好头，使党中央许多高级干部和红军高级指挥员也认识到，对李德的错误也应该批评，为后来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