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巧妙幽默为美国友人斯特朗"40公岁"祝寿【3】

祝寿活动是由陕西省委统战部协助屈武补办的。周总理事先对祝寿活动还作了具体的指示。宴会办得轻松欢快。参加宴会者除了屈武及其家人外，于老先生在西安的亲朋故旧，包括于先生的老朋友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委韩望尘等20余人都参加了。于老夫人非常高兴，并再三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感谢。

事后，屈武决定写信把这件事转告于老先生。但当时海峡两岸情势紧张，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实行所谓“勘乱救国”政策，对通共者“严惩不贷”。所以很犯难的就是既要让于老先生知道周恩来对于老夫人的关怀，又不能明码写上周恩来，以免让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给于老先生带来麻烦。想来想去，还是于老先生在大陆的老朋友邵力子先生帮助出了个主意。邵力子建议在信中把周恩来改称“濂溪先生”。“濂溪先生”是北宋理学名儒周敦颐的别号。邵力子当年在重庆和于右任谈到周恩来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所以邵力子认为，只要说是濂溪先生，于老先生就会明白指的是周恩来，而别人是不会明白的。一个巧妙的借指解决了一大难题。当信和祝寿时的照片辗转交给于右任先生的时候，于老先生高兴至极，真可谓喜出望外。周恩来总理对他亲人的关怀更使他受感动。在给屈武的回信中，他对总理的称呼也用的是“濂溪先生”。他要求向周总理表达他诚挚的谢意。总理听完以后很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

1961年我国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周恩来总理工作之忙，可想而知。但他在百忙之中，还关注为于老夫人祝寿，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像于右任那样热爱祖国的人的态度也是周恩来本人博大胸怀的自然流露，是细致入微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型范例。

给朝鲜贵宾过生日：寿桃、寿面外加高粱米饭

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到东北沈阳市参观访问。崔庸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世纪30年代曾在我国东北深山老林里与中国同志并肩抗击日军。6月21日是他的生日，周恩来决定用朝鲜传统方式为他举行一次祝寿宴会，不让他事先知道。

周恩来定做了寿桃、寿面，还外加了一样特别花色——煮得很软的高粱米饭。

面对周恩来这样特别的寿食安排，宾馆厨师都给弄糊涂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总理会用粗粮招待贵宾。

周恩来自信地微笑着，从容给他们解释说：“崔庸健曾与我们共过患难，吃高粱米饭会使我们回想起过去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不过，这高粱米饭一定要煮得很烂，因为我们的岁数大了，只能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这次宴会以及简朴的饭菜使崔庸健深受感动，回忆起许许多多的往事。

巧妙幽默为美国友人斯特朗“40公岁”祝寿

1965年11月，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中国庆祝她的80寿辰，周恩来总理特意在上海展览馆大厅举行了盛大的祝寿宴会。

周总理的开场白是：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贺40“公岁”诞辰。（参加宴会的祝寿者为“40公岁”这个新名词感到纳闷不解）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40公斤等于80斤，“40公岁”就等于80岁。

周总理巧妙地解释在几百位祝寿者中激起了一阵欢笑，斯特朗女士也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身患重病仍最后一次主持毛泽东生日宴

1974年，为避免大权旁落于“四人帮”，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负责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周恩来患癌症，毛泽东很清楚，但已是责无旁贷，不得已的啊！筹备工作接近尾声时，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和毛泽东共同作出“长沙决策”。周恩来是忍受着癌症的剧烈折磨来长沙的。

周恩来在长沙期间，适逢毛泽东81岁生日。12月26日上午，周恩来把湖南省公安厅负责人唐瑞亭找到自己的住处，对他说：“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我请大家吃餐饭，一起高兴高兴，不叫为主席祝寿。你去通知省委负责同志，安排一下。”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身边随行长沙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