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细菌战【2】

　　周恩来还就国内反细菌战工作进行紧急部署。3月9日，周恩来和聂荣臻、总后卫生部部长贺诚等商议在美国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境内后，国内应采取的紧急防疫措施。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8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防疫工作问题时，周恩来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防疫运动，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注意搜集美国撒布细菌的各种罪证。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郭沫若、聂荣臻任副主任。（参见《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1949年-199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3月19日，周恩来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名义发出《关于反细菌战的指示》，规定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疫区的主要任务为进行卫生侦察，普遍实行预防注射，杀灭媒介动物，指定医院准备收容传染病人，有疫情立即报告，进行疫区封锁，并向人民进行防疫宣传，既要提高群众的警惕，又要避免引起恐慌。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在专家指导下科学地进行防疫工作，并提出建立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在发现疫情的地区实行局部的封锁隔离，切断传染源。（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27页。）这种严格的应对举措，为控制疫情的蔓延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呼吁中外有关人士组成美国细菌战调查团，搜集罪证。他先后通知贺诚及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东北地区等部门和地区的卫生机关，搜集足以证明敌人进行细菌战的材料。同时，他还提议由中国红十字会、各人民团体派代表组成调查团，前往朝鲜和东北实地调查。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调查团，和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团”分赴东北各地和朝鲜前线调查取证。后来，两个调查团先后公布了《关于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尤其是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充分证实：“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方法合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科学通报》1952年特刊。）这就为彻底揭露美国的侵略罪行，赢得反细菌战的胜利，提供了证据支持。

　　除上述工作外，周恩来还对国内反细菌战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1952年4月15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汇报全国防疫工作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开展工作的情况，认为防疫工作总的要求是不仅在反细菌战上一定要取得胜利，而且要将卫生工作提高一步，以便在更好的卫生工作基础上对付敌人可能继续施用的暴行。（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5月14日，周恩来和贺诚联名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四月份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简要报告》，强调“不管敌人是否继续散布毒虫毒物，今年我们的防疫工作一定要坚持到秋后。争取不仅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而且要把我们的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38页。）。6月18日，周恩来又和贺诚联名向毛泽东提出《关于五月敌机撒布毒虫毒物及我防疫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7、8、9月间是鼠疫、霍乱、脑炎等传染病流行的季节，为了在这些流行病一旦发生后能予以迅速控制，各大区应重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继续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加强防疫队的训练，并在各地建立严格的防疫报告制度。（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43页。）

　　基于反细菌战的工作情况，1952年7月9日和10日，周恩来两次致信毛泽东等，建议“中央防疫委员会日常工作即由办公室主任贺诚同志处理”，反细菌战斗争工作则由章汉夫接管。（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47-248页。）在周恩来的运筹帷幄之下，到1952年冬，反细菌战终以中朝人民的胜利和美国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