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周恩来在"苦海"中艰难抗争

　　本文摘自《周恩来生平全纪录》，江明武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66年，正当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准备执行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建设计划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全国经济建设的进程。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宣扬“只要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挑动群众“停产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为了维系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而不至于全面瘫痪，作为共和国经济“总管”的周恩来总理，在“苦海”（周恩来语）中进行了艰难的抗争。

　　“做梦也没有想到”

　　1966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厅，似乎比往年的几个元旦更具节日的气氛。周恩来也显出难得的轻松，步伐也更具弹性和韵律了。

　　想想前几年的国民经济局势和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周恩来也该稍稍嘘一口气了。到1965年底，全国已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国民经济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都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1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国家建设成为1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1月，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出现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农业为突破口，扭转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南粮北调，进而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难以“过关”的农业抓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月底2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并当场点将，要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他自己则自告奋勇地担任北京、河北组的组长。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组织华北抗旱工作之际，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两次飞赴灾区视察灾情，先后到了5个县、6个公社，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鼓励大家“家里丢的，地里找回来”。

　　3月中旬，周恩来赴天津坐镇规划华北经济的华北局会议。行前，他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交待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处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备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调查1个月。显然，周恩来是下了决心摆脱日常事务，全力以赴解决北方8省市区的农业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维触角却久久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

　　5月4日至26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在以后的讲话中，周恩来多次声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运动对维持国计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