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政府管理智慧：同福同难中和守衡【2】

同福同难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和谐？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就指出：“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他关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的论述，处处体现着顾全大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方法。

1950年淮河发大水后，周恩来领导治淮，要求从整体利益出发，顾全大局，上中下游分工合作，各个部门密切配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指出：“我们不能只叫皖北水淹而苏北不淹。三河活动坝如果挡不住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这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事情总是应该大家分担一些才能解决，哪一方面想单独保持安全都不行。”在防洪的同时，“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后来，周恩来过问黄河、长江、汉水治理时，进一步提出治水要力争做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上中下游应该统一规划，照顾全局，有时要牺牲自己救别人。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没有哪一个省份无灾害发生，也没有哪一个年度无灾害发生。在救灾工作中，周恩来要求一方有难，八方相助。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震时，周恩来赶到灾区视察。他对受灾的乡亲们说：“重建家园光靠你们的力量还不够。你们县西部有好多没有受灾的庄子，巨鹿、宁晋、任县都有些没有受灾的庄子，可以来帮助你们。”“国家当然要支援你们。你们这个地区有三十个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现在已开进解放军两万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一万多人，共三万多人，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真是一人有困难，大家来相帮，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的观点和行为，既要求大家合作、齐心协力搞建设，也要求大家共同发展、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他指出：“如果不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的。要摆脱这种状态，只有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汉族离不开兄弟民族，兄弟民族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各个民族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层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

周恩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方法，对保证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许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的妥善解决，对提高中国这样多灾的大国抗大灾的能力，对凝聚中国这样多民族国家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戒慎恐惧

随意性和急躁冒进，是政府管理的大敌。周恩来认为政府管理千头万绪，“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需要“戒慎恐惧”。20世纪50年代，他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20世纪60年代，他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即“两弹一星”）两件大事时，尤其重视“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他认为，治水要同自然界打交道，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成。越是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越复杂，一旦技术上失败，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不仅祸及当代，而且还会遗患子孙后代。治水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到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利益。水利纠纷处理得好坏，水利决策的正确与错误，不仅影响整个经济建设，而且影响国内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因此，治水更需要戒慎恐惧。在治理黄河中，周恩来针对黄河自然情况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巨性，反复强调：“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业业地做”。在治理长江中，周恩来强调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1961年7月，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有首词，其中有一句“高峡出平湖”。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1972年11月，他针对高坝大库的建设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

周恩来抓“上天”的尖端科技，“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具体化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在“两弹”试验基地，工作者们将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块拼成这十六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这十六个大字刻在“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和每一个工作者的心上，是各个基地尖端试验工作的座右铭。

为什么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尤其重视“戒慎恐惧”？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作了回答：“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同样重视“戒慎恐惧”。外交无小事。他指出：“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应该加倍谨慎”。

周恩来以“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抓水利、“上天”，抓外交和国家建设，避免了重大决策的失误，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浪费，也是这些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瞻前顾后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瞻前顾后”。他认为订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全面安排也需要瞻前顾后，政府工作就要抓“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分期进行”。

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短视行为。他指出：“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在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上，不能只想着提高眼前的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生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

周恩来也坚决反对在建设中贪大贪多、不顾人民当前生活的急躁冒进行为。他指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

在水利工作上，存在着搞大工程和一般农田水利建设的矛盾。大工程搞多了，就会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影响一般农田水利建设的安排，还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的当前利益。如果忽视大工程建设，则会影响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从而影响人民的长远利益。周恩来要求瞻前顾后，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1953年8月20日，在政务院第186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认为水利工作过去三年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偏差，着重搞大工程而对一般的农田水利工程注意不够。他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几万万人的眼前利益还是农田水利，搞大工程时间很长，长远的利益应与眼前的利益相结合。有时眼前顾得多了就影响长远，有时顾了长远就与现实脱节。

在林业工作上，存在着伐木与育林的矛盾。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木材，没有木材，钢、煤、矿都上不去。另一方面，改善生态环境又迫切需要提高森林覆盖率。对此，周恩来将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的林业发展方针。他批评古代人只知建设不知保护森林，后代子孙深受其害。“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今天，不能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要“用得少，造得多”，“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国家面貌的根本改变，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周恩来认为每一代人要做好每一代人的事，既不要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利后果，也不要企图把子孙后代的事情都做完。把理想变成现实，得几代到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的雄心壮志、伟大理想要世世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