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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政府管理智慧:同福同难中和守衡【2】

曹应旺

2020年09月14日15:1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同福同难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和谐?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就指出:“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他关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的论述,处处体现着顾全大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方法。

1950年淮河发大水后,周恩来领导治淮,要求从整体利益出发,顾全大局,上中下游分工合作,各个部门密切配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指出:“我们不能只叫皖北水淹而苏北不淹。三河活动坝如果挡不住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这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事情总是应该大家分担一些才能解决,哪一方面想单独保持安全都不行。”在防洪的同时,“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后来,周恩来过问黄河、长江、汉水治理时,进一步提出治水要力争做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上中下游应该统一规划,照顾全局,有时要牺牲自己救别人。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没有哪一个省份无灾害发生,也没有哪一个年度无灾害发生。在救灾工作中,周恩来要求一方有难,八方相助。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震时,周恩来赶到灾区视察。他对受灾的乡亲们说:“重建家园光靠你们的力量还不够。你们县西部有好多没有受灾的庄子,巨鹿、宁晋、任县都有些没有受灾的庄子,可以来帮助你们。”“国家当然要支援你们。你们这个地区有三十个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现在已开进解放军两万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一万多人,共三万多人,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真是一人有困难,大家来相帮,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的观点和行为,既要求大家合作、齐心协力搞建设,也要求大家共同发展、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他指出:“如果不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的。要摆脱这种状态,只有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汉族离不开兄弟民族,兄弟民族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各个民族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层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

周恩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方法,对保证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许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的妥善解决,对提高中国这样多灾的大国抗大灾的能力,对凝聚中国这样多民族国家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戒慎恐惧

随意性和急躁冒进,是政府管理的大敌。周恩来认为政府管理千头万绪,“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需要“戒慎恐惧”。20世纪50年代,他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20世纪60年代,他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即“两弹一星”)两件大事时,尤其重视“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他认为,治水要同自然界打交道,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成。越是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越复杂,一旦技术上失败,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不仅祸及当代,而且还会遗患子孙后代。治水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到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利益。水利纠纷处理得好坏,水利决策的正确与错误,不仅影响整个经济建设,而且影响国内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因此,治水更需要戒慎恐惧。在治理黄河中,周恩来针对黄河自然情况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巨性,反复强调:“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业业地做”。在治理长江中,周恩来强调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1961年7月,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有首词,其中有一句“高峡出平湖”。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1972年11月,他针对高坝大库的建设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

周恩来抓“上天”的尖端科技,“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具体化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在“两弹”试验基地,工作者们将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块拼成这十六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这十六个大字刻在“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和每一个工作者的心上,是各个基地尖端试验工作的座右铭。

为什么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尤其重视“戒慎恐惧”?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作了回答:“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同样重视“戒慎恐惧”。外交无小事。他指出:“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应该加倍谨慎”。

周恩来以“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抓水利、“上天”,抓外交和国家建设,避免了重大决策的失误,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浪费,也是这些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瞻前顾后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瞻前顾后”。他认为订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全面安排也需要瞻前顾后,政府工作就要抓“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分期进行”。

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短视行为。他指出:“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在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上,不能只想着提高眼前的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生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

周恩来也坚决反对在建设中贪大贪多、不顾人民当前生活的急躁冒进行为。他指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

在水利工作上,存在着搞大工程和一般农田水利建设的矛盾。大工程搞多了,就会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影响一般农田水利建设的安排,还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的当前利益。如果忽视大工程建设,则会影响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从而影响人民的长远利益。周恩来要求瞻前顾后,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1953年8月20日,在政务院第186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认为水利工作过去三年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偏差,着重搞大工程而对一般的农田水利工程注意不够。他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几万万人的眼前利益还是农田水利,搞大工程时间很长,长远的利益应与眼前的利益相结合。有时眼前顾得多了就影响长远,有时顾了长远就与现实脱节。

在林业工作上,存在着伐木与育林的矛盾。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木材,没有木材,钢、煤、矿都上不去。另一方面,改善生态环境又迫切需要提高森林覆盖率。对此,周恩来将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的林业发展方针。他批评古代人只知建设不知保护森林,后代子孙深受其害。“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今天,不能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要“用得少,造得多”,“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国家面貌的根本改变,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周恩来认为每一代人要做好每一代人的事,既不要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利后果,也不要企图把子孙后代的事情都做完。把理想变成现实,得几代到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的雄心壮志、伟大理想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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