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来留法时如何向马克思主义转变【2】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众多的变化，使欧洲的劳工运动得到了发展、壮大。劳工问题对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一些欧洲工人要求不加拖延地采纳苏俄的制度，另一些则倾向要通过渐进的途径。周解释说：“我不能置身于这场辩论之外。”他还写道：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对我们的国家关系重大”。在中国，罢工通常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铜板，而工人们就像机器一样被人使用着，一点也没意识到社会的其他成员实际上已在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这些“迟钝的大众”。英国工人领取的工资相当于中国工人工资的30倍。

　　关于周在伦敦所从事的活动，目前还缺少史料记载，也许他和李福景（译音）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李是周恩来相当崇拜的南开校友，还是学校舞台上的同台演员。他们是一起乘“波尔多斯号”邮船来到法国的。李渴望到英国学习建筑。周恩来在英国曾给朋友们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时间是1921年1月30日，地址为布卢姆斯伯里大学区拉塞尔广场贝纳德大街36号。除此之外，他在伦敦的行踪无人知晓。

　　返回巴黎后，周恩来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从中国随身带来一个木质的蘑菇状的东西，用来自己补袜子。他还带着一个汽炉子，用来烧点开水，泡点面包，就着卷心菜或其他蔬菜当饭吃。几十年后，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巴黎建立了大使馆时，周曾不嫌麻烦地为他在奥罗里咖啡馆赊账喝过的100杯咖啡还了账，还送给拉丁区一家咖啡馆300盒中国香烟，还上了另一笔赊账。

　　由于一直帮助中国留法学生的华法教育会的破产，结果使周恩来本来就很棘手的个人费用问题日趋严重起来。但他得到了一些有钱的中国人的捐助，并以此来维持生活。他承认：“许多爱国老人以私人身份资助我们留学生，但他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严范荪先生就是曾帮助过周恩来的老人之一。他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周又说：“后来，当朋友们说起我用严老先生的钱变成了共产党人时，严先生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周也许还有其他经济来源。大约在周恩来到法国一年以后，一位老校友拜访了他。他很欣赏周恩来那身剪裁合体的服装以及那间收拾得整洁的居室。周还承认他既从中国朋友那儿，也从天津和上海的报刊发行人那儿得到一些资助。

　　天主教报纸《益世报》对社会福利问题特别感兴趣，周便为该报撰写一些有关欧洲政治、经济方面的短文，也报道一些有关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但更多的则是报道关于半工半读的留学生的事情。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撰写了一系列的署名文章，每周发表一次（有时他将自己的名字简写成“恩来”，有时干脆调皮地署上自己孩提时的笔名“翔宇”，其含义是“在宇宙中翱翔”。另外，1922年年初，在从伦敦发回的最后一篇稿件上，他曾署名“周翔”）。这些文章报道涉及协约国的对德态度、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欧洲对苏俄外交问题、中东问题、希腊问题、英法分歧问题、西里西亚问题、华盛顿会议和日本的地位、苏俄的旱灾，等等。另外，还经常谈论劳工的处境、各种大罢工的进展情况及中国留法学生的艰难遭遇等。他写的文章生动活泼，文笔流畅，笔锋辛辣尖锐。例如，他把劳合?乔治在英帝国议会上的一些讲话，描绘为一个狡诈而顽固的家伙所作的冗长而乏味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