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高度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尽力解决各种问题【3】

3、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推进几年后，动员工作较为顺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迫切需要作出进一步解答。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 2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提出统一安排劳动力的七条经验：劳动、精简、安置统一起来；在时间上，冬季动员，春耕前后、麦收前下去；因地制宜；投亲靠友为主；坚持方向，重视巩固，稳步前进，不要着急；统一安排，各方协作；自力更生为主，群众互助，社、队扶助，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这些经验，涉及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提高各级各部门领导的认识，增强他们做好知青工作、关心知青成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无疑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增强了广大下乡知青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在这七条经验中，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很好地诠释了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持有的基本态度。周恩来指出：下乡知青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们总要替他们想一想，他们前途怎么样？我们要不关心后代，那么什么人关心呢？国家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服务嘛！我们就要指引他们，告诉他们往哪一条路上走是正确的；帮助他们，检查他们，负责到底。两句话：国家关心，负责到底。一定要这样他们才放心。发生了错误，我们就要纠正错误。发生了偏差，我们就要去纠正偏差。关心不够，我们就要多去关心。遗留下来的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就替他们解决。这样才能使他们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将来就是很好的农村有知识的劳动者，反过来也是能劳动的知识分子，就结合起来了。（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页。）自 1965年以来，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两句话多次出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文件中和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贯穿于城乡动员和安置工作之中。

4、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指示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周恩来特别看重先进典型人物在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带动作用。1963年 10月 15日，他在与各大区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谈时指出：“华东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青年一代’、‘第二个春天’等好剧本，北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铁姑娘、邢燕子、侯隽就不能写个剧本？华北局要推动一下。”“其他大区也要抓典型，每个大区、每个省都有这样的青年人。”（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41页、58页。）在20世纪50年代和 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青中间，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周恩来高兴地赞叹说：“天涯处处有芳草，祖国处处有英雄”。他重视培养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知青典型，多次接见他们。1964年 12月 26日，经他安排，邢燕子和董加耕参加了毛泽东 71岁生日晚宴，坐到毛泽东身边。（参见卞庆奎：《董加耕：毛泽东没有看错的年轻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页。）他们后来都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很有影响的带头人。

周恩来还指示将知青上山下乡拍摄成有关电影。1965年 2月 26日，他召集刘白羽等人，提出要把知识青年下放等带方向性的成熟了的题材拍成纪录片（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并亲自定名为《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

5、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

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举措，无论对社会结构还是对人们的传统观念，都是一次大的冲击。1964年，鉴于城市升学就业压力和大批毕业生不愿意下乡的现状，国家主席刘少奇多次论述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并把它与上山下乡联系起来。1965年，刘少奇在倡导半工半读的同时，又提出“城来社去”的新设想。周恩来十分赞成刘少奇的意见。1964年 12月 21日，他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是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这种新型学校能够培养出既能体力劳动、又有文化技术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的人来，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这种新型学校，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人民日报》1964年 12月 31日。）1965年 11月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半工半读办法，当教育部长何伟谈到和安置办公室同志商量，准备抽一点安置经费，采取半工半读办法，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时，周恩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办法”（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5—56页。）。1965年 12月 28日，国务院批转当年 8月下旬至 9月中旬召开的安置工作座谈会工作计划时指出：遵照刘主席、周总理对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应结合动员城市知青下乡上山，重点试办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为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积累经验，为促进农村文化革命、实现科学种田造就人才。（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61页。）

在领导知青上山下乡同时，周恩来也开始考虑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问题。1966年 2月，当他听说各地知青都愿意到新疆而很少愿意到西藏去时，当即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由新疆兵团组成一千多人的一个团，由知识青年组成，动员他们去西藏。广大知青听说周恩来希望他们去西藏，在三天之内报名的超过三万人，最后去西藏的有两千多人。（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 1月 18日。）

“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步子比较稳妥，进展较为顺利，其工作成绩是主要的。1962年至 1966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累计达到 129万，其中到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有 87万人，占下乡知青总人数的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