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闻浪
2020年09月01日11:35 来源:党史文苑
颜金生过三关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们打倒时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审查完毕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这一关比较难过,因为有的单位把老将军们打倒的那些人还在台上,解放了老将军,无异于否定了他们的“成绩”。所以这些人总要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拖延。最难的一关是在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须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4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其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前先浏览一遍。每次政治局开会讨论老将军的解放问题,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当时政治局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以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江青的惯用手法,是不顾事实胡搅蛮缠,硬说那是错误的,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然后再倒打一耙,指责总政的甄别结论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保反革命,保走资派。这样,从下午7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12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3时才结束。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在田维新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些缺点错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算个什么错误,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干部解放问题的讨论。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175位将军的解放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在田维新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担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可以解放。”理由只有一句话,颜金生到文化部时间不长。其实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这是周恩来解放干部的一着巧棋。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田维新解释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颜金生,1918年出生,1932年14岁就加入人民军队,他能读过多少年书!朱德一听江青又要无理取闹,说:“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嘛。”总司令为将军说话,一言九鼎,江青顿时哑了。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话音未落,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分配到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江青拉帮结伙,以“山头”度人。对这种猜忌之心,田维新解释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经过解释,颜金生将军去西北获通过。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江青再次反对:“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区企业很多。”叶剑英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顺利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