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留在重庆坚持斗争【2】

二

1941年1月15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何应钦就起床了。他匆匆忙忙地赶到林森路军事委员会自己的办公室。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受蒋介石之托，今天在此召集一个军事会议，到会者有白崇禧（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张治中（政治部长）、徐永昌（军令部长）等，商讨处理新四军事件的善后办法。

何应钦与蒋介石共事已有20多年了，他深知蒋介石的性格和为人，事事唯蒋鼻孔出气。对于消灭新四军一事，他是清楚的。就在蒋介石“圣诞”会见周恩来之后，蒋介石立刻就向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发出了“十万围剿，七万动手，定要一网打尽，生擒叶（挺）、项（英）”的密令。在反共的问题上，他比之于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顾祝同、上官云相在皖南的精彩“表演”，使他暗自庆幸。然而，同僚们如何看待此事件，共产党又如何作出反应，国际舆论如何，这正是今天的军事会议所要讨论、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一事件的前台者，是他何应钦。

上午10点，为数不多的与会者到齐。主持会议的何应钦拖着贵州腔道出了开场白：“诸位，违反军令，擅自行动的新四军已于13日被子云（顾祝同，字子云）所部痛歼，叶挺已就擒，项英正在通缉中，委员长要我召集大家来商讨处理这一事件的善后事宜。现在，就请诸位发表高见，以便委员长裁决。”

“早该如此！子云兄干得漂亮！”“此事件恐怕要招惹许多麻烦！”与会者议论纷纷。

“军令部根据委员长的指示，草拟了处理这件事件的善后办法，”军令部长徐永昌发言道，“此办法分甲乙两案，甲为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以维护军令的尊严；乙为不撤销其番号，任其渡江北上，以观其动态如何，再作处置。”徐永昌起家于晋系（阎锡山系），并非蒋介石的嫡系，是抗战爆发后出任军令部长的。所以，他在中央工作非常谨慎。他制定出的甲乙两案就是一明显的例证。撤销不撤销新四军番号不是我的事，我两种方案都提出，让你蒋介石去定夺。

听徐永昌提出的方案，全场顿时沉默了几分钟。与会者都十分清楚，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所以，都缄口不开。

“诸位，新四军事件为中外所观瞻。”还是政治部长张治中打破了沉默的气氛，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新四军建军以来，多建树。此次事件纯系偶然，不能因此而走向极端。从政治上讲，如照甲案执行，是否将引起国共两党决裂。此时决裂对抗战是不利的。再者，苏、美、英等盟国是否愿意看到一支抗日的武装被取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此，我赞成乙案。”

张治中话未落音，白崇禧“嚯”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厉声说道：“文白兄（张治中，字文白）身为政治部长，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身为军人，服从是其天职。此次新四军不听委员长的调遣，擅自择路线行动，严重违反军令，如不严惩，何以服全军？”

张治中是以精明强干的民主派而取信于蒋介石的。针对白崇禧的挑战，他强有力地反击道：“健生（白崇禧，字健生）似乎说得有点过火，我辈在向委座陈述意见时，不妨同时列举多案，好使委座有所抉择。”

白崇禧素以足智多谋的“小诸葛”著称于世，他是桂系的主要头目之一，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面对蒋介石的亲信张治中毫不示弱的反击，他的口气也变得缓和了些。“文白兄是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的，我考虑问题多侧重于军事方面。我认为，对于叛军（指新四军），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看，都应该受到惩罚，这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一直在察言观色的何应钦终于发言了：“你们两位的说法都有道理，对此事件的处置，肯定有不同看法，不然，委座就不会叫我们讨论了。”而此时的何应钦，对蒋介石欲消灭新四军而后快的意图是明确的，他继续道：“我认为，照甲案执行，比较符合当前的时宜。”

徐永昌见两位总长均已表态，也立即表明了赞成甲案的意图。

与会者共4人，现在已形成了三对一的局面。张治中似觉孤掌难鸣，他不无感叹地说：“对于共产党的问题，应有冷静的考虑，慎重的措施。若照甲案执行，如何向各方交代！”

白崇禧伸了伸两手，表示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何应钦见大局已定，总结地说道：“今天下午，我们一齐上黄山晋谒委座，报告会议结果。”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倒行逆施的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通缉项英副军长。

一股强大的反共逆流，笼罩着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