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周恩来关系解密【4】

四

翌年1月28日、2月8日，康生秉承王明的旨意，又于《解放》周报第1卷第29、30期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文。康文约16000余字，其中指明陈独秀为首的托派是日本的间谍，公开污蔑陈独秀为日本间谍、汉奸。3月17日，王明领导下的《新华日报》还发出了《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短评，一再要陈独秀作“公开声明”、“公开宣言”、“公开正式声明”、“公开坦白地宣言”。

3月18日，看到污蔑自己的文章竟然在由周恩来任董事长的《新华日报》刊出，陈独秀甚为伤感，他遂发表《致<新华日报>公开信》，公开驳斥王明等人对他的污蔑。信一开头叙述了他出狱初期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之意”，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

在陈独秀发表公开信之后，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托他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汉慰问陈独秀，才使这场风波较快地平息了下来。

对于客观上导致陈独秀与周恩来“分道扬镳”的这一“陈独秀汉奸事件”，时任艺文研究会主持人的陶希圣曾说过：“……我那时主持艺文研究会，筹得一笔钱，许多学术文化界人士要逃离战区到后方去，而缺乏路费的，就接济一下。我那时指定一个职员跟他的女工（实际是陈独秀的太太潘兰珍）联络……每周或每月补助一些买菜钱。这个女工有一天把腿摔伤了，我们还找外科医生看，帮助她一点医药费。”原来，康生等人揪住不放的所谓“300元日本津贴”，竟然是艺文研究会补助陈独秀的生活费。但陈独秀与周恩来并肩战斗的机会，却因此“旷世奇冤”再一次，也是永远地失去了。

此后，陈独秀辗转来到重庆，生活甚为清苦。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共产党的这位主要创始人，王明倒台后，即1939年2月，就在陈独秀因病到重庆宽仁医院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还曾去医院看望过他。而仅仅两个月以后，陈独秀转赴江津居住，周恩来又亲赴江津，再次看望了陈独秀。

那时陈独秀夫妇刚被逐出“延年医院”不久，正住在江津县城小西门一处临街的破烂民房里。周恩来一进屋院，映入眼帘便是一番凄凉、萧索的景象，他不由得一阵心酸。待步入里屋，见到陈独秀，想起两人并肩战斗的往事，周恩来遂诚恳地说道：“独秀先生……我这次专程到江津来，一是知道你贵体欠安，来看看你；二是请你到延安，中央和过去的老同志都欢迎你去。那里条件总比这里好些，还有外国的医生，可以给你治病，你毕竟当过党的几届总书记。希望你抛弃个人成见和固执，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吧。”

对于周恩来的邀请，陈独秀甚感惊讶，他一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沉默了一会，陈独秀沉声说道：“恩来，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衮衮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污我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如今怎么……我不去，我决不会去延安！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们开会，我怎么办？与其去延安做摆设，我还不如就呆在这江津，实实在在地做点学问。恩来，你的好意，润之的好意，我心领了。独秀惟求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别再落井下石，倘如此，老朽便深以为谢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请君毋复再言此事。”

周恩来深知陈独秀脾气倔强，他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就很难改变，遂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吩咐随行的侍卫长龙飞虎拿出带来的一百块银元，放到了桌子上，说道：“独秀先生，我们知道你现在生活并不宽裕，这是我们从‘互济会’里拿出的一点钱，请你一定收下。”此时，目睹周恩来此举，一生看重友情的陈独秀眼中竟滚出两滴老泪，他动情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连连说：“‘互济会’是当年我提议创办的。它的钱，只能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家属……这钱，我怎么能收？请你带回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收的！”他坚持把这笔钱放回了龙飞虎的包里。看着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周恩来遂起身告辞。

然令周恩来与陈独秀都意想不到的是，两人的这一次见面竟成永别。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周恩来闻知噩耗后良久不语，痛苦之情尽显无余。此后，对于陈独秀的后人，周恩来甚为关怀，建国后任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总理的他还于百忙之中指示安庆有关部门妥善照顾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一家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