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 周恩来制订92天采访计划【3】

当斯诺问及从政治上、军事上看，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如何时，毛泽东作了科学的预测和分析。他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差得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斯诺问道：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毛泽东就此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然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须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在满洲和日本内地。

毛泽东接着说，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在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这样，毛泽东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一年就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一般形势、发展规律，预见了在战争前期、中期、后期不同的战略战术以及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和最后结局。后来他在《论持久战》中把这三个时期更为精确地概括为三个战略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敌我战略相持阶段；敌之战略防御我之战略进攻阶段。而贯穿于上述谈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动员全民族抗战，即全面抗战的思想。抗日战争的进程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的准确性。后来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更为充分地阐述了上述观点，并说：“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1936年7月16日，印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随后他在文中大段引用了斯诺在《西北印象记》中所记述的他的谈话的原文。毛泽东这些预见的准确性与深刻性，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深为折服，命其部队将领研究这一战略思想，并允许在一向禁止出版共产党人著作的国统区出版阐述这些思想的《论持久战》。这也是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发表后何以能引起轰动的原因之一。斯诺本人也说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对于局势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