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忍辱负重顾全大局【2】

　　六届四中全会上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周恩来和瞿秋白先后回国，根据国际7月指示和反对发动大城市暴动的指示，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六届三中全会是瞿秋白、周恩来与远东局进行一系列磋商后召开的，其结果得到了远东局的认可。远东局事后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证明了这一点，即“在涉及决议、对李立三的批评和纠正错误问题的全会所有问题上与政治局达成了全面的谅解”。在远东局的具体指导下，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一致接受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和8月关于中国问题的几个决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许多同志发言批评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李立三也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接着便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撤销了“中央总行委”，恢复了党、团及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正常工作；正式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对工农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资料，六届三中全会改选的、实际由瞿秋白和周恩来主导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的关系，在收到共产国际10月决议之前基本上是和谐的。雷利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写信说：“政治局与远东局之间的关系很好。这种关系能持续多久，取决于许多因素，首先是您对经费问题的解决。”

　　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原来，李立三8月1日和3日在政治局上的讲话传到共产国际，导致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批判升级，三中全会也被共产国际指责为“调和主义”。随着国际10月来信内容在党内公开，以瞿、周负实际责任的中共中央迅速陷于4股压力的包围之中：一是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的压力；二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集团的压力；三是以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人为代表的工会派的压力；四是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受过“立三路线”错误批判和打击而在六届三中全会后又未获平反的党员干部的压力。这4股力量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形成了全盘否定的合力。其中，来自王明宗派小集团的反对力量最强劲，因为他们获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的支持。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贯彻落实国际10月来信的精神。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接受国际的批评，承认三中全会没有认识并揭露批判李立三的反国际路线错误，采取了调和态度；会上还决定：周恩来于21日召集共青团中央8名委员开会，25日在党、团和江南省委联席会议上讲话；瞿秋白“收集材料，起草报告提纲”等；向忠发28日在党、团全体会议上讲话。目的是，通过这些会议和讲话，向中央机关和江南省委干部传达国际来信精神，检查“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错误。在此基础上，11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作为六届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下发全党。

　　但是，“补充决议”并没有平息共产国际的恼怒。随着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以及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来信会议的发言记录传到莫斯科，瞿秋白、周恩来逐步成为六届三中全会所谓“调和主义”错误的主要责任人。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领导人库秋莫夫说:“瞿秋白和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三中全会上对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至少是不忠实于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耍两面派手腕）的立场，因为他们都了解共产国际的决议，而且在莫斯科时，声明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决议。”对瞿、周来说，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指导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共产国际7月决议，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作为对华政策的总指导性的政治文件来起草的，其目的是要更加明确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前的决议和中共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运动现状做出新的估计，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因而，它不是专门为了解决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尤其是高潮时期的“左”倾冒险错误而制定的。在莫斯科讨论李立三的错误时，共产国际并没有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共产国际的批评还是温和的。这就导致了两个错位，即共产国际7月决议和以它为指导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在指向上的错位，以及六届三中全会所解决的问题与共产国际事后希望它应该解决的问题之间的错位。但是，共产国际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瞿秋白和周恩来对共产国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耍花招。

　　随着共产国际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改选的中央政治局态度的改变，远东局也开始对中央政治局及其领导人不满了。米夫抵达上海后，远东局对中央政治局的指导开始从严加要求到直接干预。11月23日，远东局就李立三路线问题作出了一个决议。该决议认为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在党内彻底消除对在中共三中全会决议中体现的“左”的错误所采取的调和主义态度；责成雷利斯基、埃斯勒在最短的时间内审查与三中全会有关的所有文件，并向远东局报告自己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审查”，原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于12月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一封信，认为“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机构采取了不老实的态度，他们利用远东局中谁都不能审阅中文表述这一情况，歪曲了与他们商定的建议，对此中国同志们要承担全部责任。中国同志在全会上没有提出他们与远东局商定的那种表述，关于这一情况他们甚至都没有预先告诉远东局”。显然，雷利斯基认为，瞿秋白与周恩来对远东局采取了不老实的态度。接着，12月2日，米夫也去信莫斯科说：“在三中全会上，他们（指瞿秋白、周恩来）事先不与远东局打招呼，就决定不把与远东局商定的表述写入政治决议（老的中国花招），从而把那个决议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文件。”

　　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最终导致党的分裂，同瞿秋白一起对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但米夫在权衡各方面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远东局根据共产国际精神，虽然对周恩来等进行了尖锐批评，但仍然从实际出发，确保周恩来、项英、罗登贤、关向应、毛泽东等原政治局成员继续当选，周恩来仍任常委，主持组织和军事工作。因为米夫也很清楚王明等新人没有威望撑起整个政治局，所以没有采纳王明、罗章龙等人排斥周恩来全盘换班的强烈要求。米夫在四中全会上作结论发言时说：“我前面已经说过，谁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应当出去，党里全没有人了。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忠发、锡根、向荣[应]、温裕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按照米夫的话说，给予周恩来进入政治局的机会是要“戴罪立功”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王明等主导着中央的大政方针。周恩来依然忍辱负重地担负着中央繁重的日常工作，并将工作重点逐渐转到红军和苏区工作的指导方面。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周恩来仍当选为5名中央常委之一，同时即是5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他们是：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陈云。周恩来曾被批犯“调和主义”、“右倾”错误，在作战方针上同博古、李德、项英发生分歧，被撤回瑞金，组织实施由博古、李德主导决定的军事方针和作战计划。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身为军委副主席、中央核心领导小组“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支持和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党的诞生开始，中国共产党这条航船就是按照马列主义所绘制的图纸并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建造的。在大革命后期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中共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考验时，陈独秀没有掌好舵，随后的瞿秋白的“左”倾盲动、向忠发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教条等错误，几乎每次都让党的航船遭受灭顶之灾。一直处在航船驾驶室内的周恩来，他也盲动过、冒险过、教条过，但在与直接指导航船前行的共产国际及代表的交往、沟通、联络和协调中，在实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他能立党为公，相忍为党，以其实干与睿智，帮助党涉过一个个险滩，直到遵义会议，找到了能够驾驭航船的舵手毛泽东。周恩来的功勋卓著，永载史册。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