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轻工业部部长杨波：缅怀敬爱的周总理【3】

一张总理亲自核算的计划表

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风，在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仍然表现得很突出。这一计划实施了半年，就明显地暴露出很多问题。据此，中共中央于8月中旬提出了调整当年经济计划指标的建议，建议国务院研究后向二届人大五次常委会提出报告，请求审批。

周总理于8月25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建议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同时指示国家计委再提供两张计划调整表，作为报告的附件一并报送人大常委会审批。当天从下午到晚上，总理再一次审查修改准备于26日上午向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稿。

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要我负责对总理报告中所用统计数字进行核对，看还有什么差错没有。我于下午7时核对完毕后就回家了。回到家中不大一会儿，刚准备吃晚饭，电话铃“嘟嘟”地响起来了，我拿起话机一听，是周总理亲自打来的。这是我第一次接听总理亲自打来的电话，心里既激动又有点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听总理说：“你是杨波吗？我是周恩来，你们的数字怎么算的，百分比都弄错了。”我听了总理的话，心情顿时紧张起来，心想我校对了好几遍，不至于出错呀，故立即向总理报告说：“报告稿中的统计数字我都反复核对过，我马上再去复核一遍。”总理说：“不是报告中的统计数字，是所附的计划表中的计划数字算错了。”我一听是计划数字，就向总理报告说：“我只负责核对统计数字，没有看到计划表，那是国家计委报送的，不是统计局提供的。”总理说：“不管统计数字、计划数字，出了差错我都找你，你吃完饭就通知计委的同志到我这里来。”接完总理的电话，我顾不上吃饭，立即去找计委的两位有关负责同志，说明了刚才总理来电话的情况，并一同于当晚10时赶到西花厅。我们到了以后，总理正忙于处理其他急事，—直等到将近深夜I2点，才通知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

走进办公室，我一眼看到了摆在总理办公桌上的那张计划表。在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栏里，总理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总理见了我们，就指着那张计划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我如果不再仔细看一遍，就像你们那样马马虎虎送到人大常委会去，明天一报告，向全国公布出去，那不出大笑话吗？！”我们听了总理的批评，深感内疚，立即向总理作了检讨，并当场把表中的数字又全部复算一次，把总理发现的错误全部纠正过来。临走时，总理又勉励我们说：“你们作为富春同志的助手，要认真负起责来，对工作要一丝不苟，切实当好助手。”

我离开总理办公室回到家中，已近凌晨1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反复想着刚才总理的批评和教导，想着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尽到责任，浪费了总理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实在太不应该了。同时，也深深感到，总理工作那么忙。日理万机，还亲自计算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这种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亲笔题写“伟大的十年”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节日，介绍10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周总理指示国家统计局运用统计数字编写一本资料性质的书，面向国内外发行。

这一光荣的任务落在了我肩上。我组织局里相关同志立即投入编写，用了将近3个月时间，将初稿编撰完成。我把初稿呈送给总理审核，并请总理拟定书名。总理看了以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了自己的修改意见，还对书的设计提出了要求：“不仅要有统计表，而且要将主要的部分绘成彩图，放在书的开头部分，使人一目了然。”至于书的名称，总理想了想，说：“就叫《伟大的十年》吧！”

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对初稿进行了补充修改，并请擅长绘画的同志绘制了一部分图表，经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看过之后，我又送给总理审查，请他再提意见。总理非常仔细地审查了每张图表，不但提出了增什么减什么，还对其中几张图表的图案提出了修改意见。

书稿审定后，我鼓足勇气请总理为《伟大的十年》题写书名，总理很干脆地应允了。我和参加编写的同志都感到十分鼓舞。两天之后的一个晚上，11点的时钟刚敲过，总理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电话通知我，说总理现在有空，要我快去请总理题写书名。

我放下电话就急忙赶到了中南海。等了一个多小时，总理忙完了手头的事情，叫我进去。这时，时针已指向凌晨一点。总理见到我，和蔼地说：“叫你久等了。”我回答：“总理同意题写书名，国家统计局和人民出版社的同志都非常感激。”

总理让我坐着，一边喝茶，一边等待。我看着总理拿起毛笔，认真地题写着“伟大的十年”，写了一张不满意，又写第二张，还不满意，接着写第三张。由于自我要求严格，总理还是不满意，准备继续写。我看总理已经很劳累，不忍心再耽误他的休息时间，急忙阻拦：“我看这三张都很好，请您选定一张就行了，不必再写了。”总理同意了。我又建议总理在下面签上名字，总理不同意，说：“要我签名我就不写了，这三张也不能给你。”我一听他的语气斩钉截铁，不便再提要求，只好按照他的意见办。最后，我要求把三张题字都带走，总理同意了，并说：“由你们和出版社的同志从中选用一张吧。”

我小心地拿起题字，离开了总理办公室。就在我出门的时候，总理办公桌上的电话又响了，是廖承志同志打来电话请示工作。这时，已是凌晨二时许。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是这样不分昼夜地为国操劳，为民造福。

《伟大的十年》出版以后，总理要我们送了一部分精装本到他办公室，由他在国庆期间接待外宾时赠送给外国朋友，用以告诉世界一个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中国。这时，我进一步理解了总理亲自指示编写这本书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