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推动援建坦赞铁路【4】

　　同年6月初,周恩来对坦桑尼亚进行了首次访问。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和攻击,尼雷尔对接受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一度产生踌躇,表示如有可能,坦赞铁路还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援建,他将和卡翁达总统一起,寻求西方国家援建。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西方国家果真能修,中国乐见其成。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如果他们中途停修,中国接着修。并保证：中国将于八九月间派综合考察组来,对铁路干线及其沿线情况进行勘测。(参见《方毅传》,第325页；武建华：《随周总理访非商建坦赞铁路》,《百年潮》2008年第5期。)双方还商定要将中国援建的消息公诸于世,以便尼雷尔争取西方援助。会后,周恩来立即指示相关部门尽快选派专家赴坦进行考察。访坦期间,周恩来考察了坦桑尼亚原有铁路体系,并提出“坦赞铁路的修筑标准要略高于原有铁路”的指导思想。

　　回国后,周恩来又同吕正操多次研究了坦赞铁路的援建计划。据吕正操回忆，在谈话中,周恩来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援建的坚决态度,另一方面指示铁道部要尽快派人赴坦进行勘测。(参见吕正操：《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纵横》1998年第1期。)8月22日,由12名专家组成的勘测组抵达坦桑尼亚,当年12月底就完成了勘测任务,并将报告递交尼雷尔总统。(参见周伯萍：《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Tanzania Railway Survey By Chinese”,The Times, Aug 24, 1965.)据勘测报告统计,坦赞铁路约需耗资人民币7.14亿元,所需设备材料运输量约为83万吨。随后,周恩来又和吕正操一起研究了下一步的援建规划,决定铁路的勘测、设计、施工,以及所需机车、车辆、钢轨等的生产,都由我方负责；其中,机车、车辆等由青岛四方厂造；铁路专门人才,由北方交大、上海交大培养。(参见吕正操：《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纵横》1998年第1期。)

　　(三)消除赞比亚疑虑,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决策铺路。

　　相比坦桑尼亚,赞比亚对中国援助的态度较为消极,与中国接触也更谨慎。究其原因,除了出海通道为西方所控制之外,还源于长期殖民统治所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赞比亚独立后，许多部门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正如副总统卡曼加所担忧的：“如果他们全都走了,我们的工作就陷入停顿。”(《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接见我驻赞比亚大使秦力真的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馆藏,108-00651-03。)但随着南罗得西亚于1965年11月11日单方面宣布独立,加之西方国家对南罗政权的暧昧态度,使卡翁达逐渐认清了西方政策的本质。特别是尼雷尔曾多次劝解卡翁达,表示周恩来会对援助进行非常妥善的安排,他非常清楚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关切,使得卡翁达开始将求助意向转向中国。

　　为试探中方态度,赞比亚副总统卡曼加于1966年8月下旬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在与卡曼加会谈时,周恩来阐明了中国帮助赞比亚修建铁路的态度,表示：“我们愿接受你们总统的委托,去进行勘测,……我们的任何援助和贷款,都没有特权和政治条件。”卡曼加表示：“我首先对阁下提出修建铁路的建议，表示感谢。……当卡翁达总统听到这个问题后,会予以充分考虑的,并且他会同尼雷尔总统商量的。”(参见《周恩来同赞比亚副总统卡曼加第二次会谈记录》（节录）（1966年8月20日），本期第7页。)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向赞比亚传达了中国援建的真诚意愿,为卡翁达访华创造了条件。

　　1967年6月21日,卡翁达开始了首次中国之行。周恩来同卡翁达对援建坦赞铁路问题进行了沟通,提出：“我们和尼雷尔总统谈过多次,答应帮助他修,……而且相应帮助赞比亚修。因为这是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反帝反殖的斗争,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巩固民族独立。”卡翁达说：“我不可能要求更多的了,在目前阶段,你们愿意帮助我们修,完全满足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参见《周恩来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第二次会谈记录》（节录）（1967年6月23日），本期第9页。)

　　6月24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了卡翁达。会谈中,毛泽东鼓励卡翁达：“要下决心干,开始干就好了。”“这条铁路只有一千七百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参见《毛泽东、周恩来等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的谈话记录》（节录）（1967年6月24日），本期第10页。)毛泽东的一番话,打消了卡翁达的疑虑。从此,三方原则性接触告一段落,坦赞铁路建设进入了实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