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反冒进问题上的分歧【2】

这几点只是举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

新中国成立后一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了。人们讲到抗美援朝，在领导人中，首先会想到毛泽东，其次是彭德怀；但很少人知道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贡献和作用。

抗美援朝的大主意，当然是毛泽东作出决断的。战争初期的几次战役，他也指导得十分具体。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是彭德怀。人们首先想到他们是很自然的。

周恩来呢？

拿指挥作战来说，周恩来当时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朱德年纪大了，彭德怀在前方，刘少奇主要不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是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这场战争，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战争不同。这种仗应该怎么打？周恩来每天晚上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他对战场上的双方情况，特别是志愿军方面包括团一级单位的状况，了如指掌。对哪个部队正在哪个村庄、哪个山头，都很清楚。志愿军司令部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在第一线处理的就是周恩来，大事小事都问他。重大的问题，他准备意见后再向毛泽东报告请示。直到1952年7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才改由彭德怀主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和国内战争不同，几十万军队在朝鲜前线，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品、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等，主要都得靠中国后方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新中国建立伊始，许多不可缺少的条件却没有完全具备。这是多么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有了东西，又有个如何运送到前方去的问题。这在美军控制制空权，不断密集轰炸、扫射、投掷大量定时炸弹和三角钉等来阻断交通线的情况下，更是何等困难！聂荣臻说：“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事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谈判进行了两年。中方前去参加谈判的是李克农和乔冠华。随着边打边谈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就担负起这双重任务。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前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后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毛泽东只在谈判的开头、谈判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关节上，亲自起草电报，进行具体指导。而大量问题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处理，特别重要的问题，由他提出意见，请毛泽东决定。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起草的电报手稿有一百多件。这些电报，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给金日成和彭德怀、李克农的。谈判桌上，斗争十分复杂，情况千变万化。事情紧急，前方来电必须及时回复。周恩来能以惊人的速度，一气呵成地写出上千字、几千字的回电，毛泽东看过，几乎一字不改就发出去了。两人之间何等默契。周恩来工作勤奋、思想敏捷、办事周详的作风和卓越的谈判艺术，跃然纸上。

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周恩来担负的工作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何况他是政务院总理，国内的大量政务同样需要他来处理。1951年夏天，他病倒了，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到大连休养了一个多月，这在他一生中是极少有的。

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

这是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过去对编制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几乎没有经验可言，所需的资料也不齐全。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先在陈云主持下，由各财经部门分别搞出五年期间工作的初步设想材料。这是计划编制工作的重要基础，但还缺少一个整体性的考虑。

1952年7月初，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等，提出：“在七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这里讲的“交涉材料”，是指同苏联谈判的材料。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周恩来执笔写成《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并提出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在此基础上，由他主持在8月中旬写成《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对五年建设的方针和各项主要指标作了详细的阐述。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等）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并商谈要求苏联给予援助的有关问题。

当五年建设的大政方针确定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在陈云、李富春主持下进行。计划草案初稿，又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于1954年11月在广州用20来天时间仔细地审核修改。第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

至于在有些领域内，特别是外交工作方面，周恩来不仅是执行者，而且是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者，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以及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的临机决断等。这些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