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蕊：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第一年【4】

四、当 1950年底联合国通过印度等 13国提出的停火议案时，周恩来同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一起，在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和平的愿望的同时，充分分析朝鲜战场形势和国际局势，识破美国以停战为幌子争取喘息之机的战略企图，作出拒绝接受停战议案的决策。

1950年底，当“联合国军”全线处于颓势、中朝军队处于优势时，印度等 13国提出了关于在朝鲜停战的建议（即 1950年 12月 12日由当时印度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劳氏代表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在朝鲜停战的提案），并在联合国大会获得了通过。事实上，在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不久和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之后，印度都曾展开过调停活动。如果说之前的调停是为了防止战争升级而做华盛顿方面的工作，那么这次却是为了阻止中朝军队乘胜追击而做北京方面的工作。此时的朝鲜战场，虽然“联合国军”全线处于颓势，但是军事力量并未遭到根本性的打击，而且也没有作出要停战的姿态。11月 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联合国军无意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版，第 338页。）。

不仅如此，美国此时还提出了很高的停战条件：“如果停火是在三八线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联合国的全面支持；但这样的停火安排不得附有危害联合国部队安全的条件，也不得以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诸如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等；如果联合国军出于军事考虑而不得不撤出朝鲜，则联合国必须宣布中国为侵略国家，并运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制裁中国。”（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426页。）当英国首相艾德礼前往美国，试图调停朝鲜战争时，杜鲁门和马歇尔表示：“必须保持我们在西太平洋的防御以及亚洲人对我们战斗力量的信赖，这样才能获得他们的好感。” （《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 342页。）艾奇逊则回应说：“被赶走和自动撤出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不会考虑“避开、逃跑和放弃”。（《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 343页。）很显然，美国并不会真正接受此时的停火谈判。

对于这样的停火议案，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看透了它的本质 ——“政治试探和政治欺骗”（《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05页。）。12月 2日、3日，周恩来在《关于在联大政治委员会发言方针给伍修权等的电报》中，对当时的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停战谈判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美国在东西两线均惨败，现正向平壤、咸兴、元山之线撤退中。英法甚怕牵入对中国作战，故急。美国想骗取停战，好稳住阵线，调整兵力，以便再行进攻。”他指示伍修权等：“此时他急我不急。你们应采取攻势，凡遇以朝鲜停战为言者，你们都不要拒绝谈判，你们应答以只要美军从朝鲜撤退，朝战自停，并且愿将他们意见向北京作报告。 ”可见，最初中国政府并没有拒绝停火谈判，并一再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历来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使朝鲜问题局部化”，说明中国政府对当时所谓停战谈判的看法：“美国统治集团却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实行武装侵略台湾，轰炸中国本土，并扩大在东亚的侵略。现在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时候，美英集团却要在朝鲜保留侵略军队和侵略行动，继续侵占中国台湾，并对全世界加紧进行其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从杜鲁门总统、艾德礼首相的联合公报中，从马歇尔将军向美国国会提及准备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中，就可得到证明，并从而可以懂得奥斯汀先生（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引者注）所赞成的在朝鲜首先停战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求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束手以让美国侵略军在朝鲜继续侵略，就是要求台湾仍然被美国武装侵占，就是要求日本军国主义可以被麦克阿瑟重新恢复起来，就是要求美国人民可以被美国统治集团任所欲为地驱入到战争深渊。”周恩来在表达对于和平的愿望的同时，也揭露了美国的真正目的：先停战后商谈，“只能是适合美英集团的要求，继续侵略朝鲜，侵略台湾，轰炸中国，并威胁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最终，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这样的停战议案。

12月 22日，周恩来在《关于联大通过“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中详细阐述了中国拒绝联合国停战议案的原因，也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声明》指出：“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既未参加讨论，亦未表示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代表不准备与上述这个非法的‘三人委员会’进行任何接触。”“美国政府从开始到现在都拒绝撤兵，故它决无结束朝鲜战事的诚意，更不会让朝鲜人民得到真正的和平与自由。”“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代表便干脆地说，唯有在军事基础上而无任何政治条件时，才可接受停战。这就是说，停战后一切侵略状态照旧，准备好了再打，并且还借此先宣布紧急状态存在”，“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和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中国拒绝了这一停战议案，但这并不能说明当时中国没有停战的意愿，更不能把朝鲜战争又延续了两年才结束的责任怪罪到中国身上，而恰恰有力地证明了美国以停战为幌子争取喘息之机的战略企图。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企图看得很清楚，在充分分析朝鲜战场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基础上作出拒绝上述停战议案的决策，放眼全局来看，实是英明之举。

如果说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一次国际突发事件和重大危机，那么新中国应对这次事件和危机的决策和措施是及时而正确的。万事开头难，在战争第一年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长远，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抉择，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先后发起两次战役，将已经兵临鸭绿江的“联合国军”赶回至三八线以南地区，并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期间，作为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协助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并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具体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志愿军的后勤工作，积极协调并争取苏联援助，通过外交途径向有关方面和国际社会及时表明中国的立场，领导开展了外交战线上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斗争，为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唐蕊，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