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情重义：周恩来借国共二次合作寻找烈士子女【2】

　　当大家将领导人失散的子女和烈士子弟的名单基本确立以后，再一确定他们的住址，线索又断了……

　　周恩来沉默了，他知道确定地址比确定寻找名单更难。

　　很多孩子他们只知道姓名，却没有确切的地址。特别是烈士的孩子，更不好寻找，既没有抚养人的资料，也没有孩子的近况。即使当时有的孩子是由自己的亲戚接走，回了老家，虽然有地址，但是时隔七八年，亲属和抚养人为了孩子的安全，隐蔽了孩子的真实身份，不是改名换姓，就是远走他乡。再说孩子变化很快，即使他们来到八路军办事处门前，也未必能认得出来。最让人头痛的是寻找孩子的工作还不能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只能利用以前留在白区的地下党交通站秘密进行。

　　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非常清楚，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也随时注意着共产党的动向，各地地下党寻找孩子的事情一旦让他们知道了，不仅孩子的安全可能受到威胁，隐蔽多年的地下党机构也会因此而暴露。

　　“失散孩子中有我们领导人的后代，也有死难烈士的孩子，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他们，否则我们对不起死难者，无颜去见我们的先人。这项行动各地党组织要尽全力，但是要绝对保密！孩子如果有亲人在延安的，你们可以向他们打听孩子的下落，让他们提供可靠的线索。如果是双烈士子女，我们就想办法和他们的亲属联系，尽快将寻找工作落实下去。”周恩来向办事处的同志郑重交代。

　　已经取得合法地位的共产党又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通过地下党的秘密渠道开始了十分艰苦且让人备感温暖的秘密寻找。

　　周恩来寻找革命后代的指示通过设立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秘密传达到白区的地下党组织，各地的秘密党员纷纷行动起来，到当年疏散孩子的地方暗中查访。

　　如果孩子在寄养的人家找到，就立即通知周恩来。周恩来再根据情况，或由他派人去接，或是给孩子家中寄去到武汉的路费。孩子到武汉后，一般都先到周恩来住处住下，然后再由周恩来亲自安排孩子去延安。

　　寻找工作在地下党员中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

　　在确立这些名单的时候，周恩来的心绪难以平静，当一个个幼稚的脸庞和死去战友的脸庞重叠着在眼前闪过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揪动了一样，就好像父亲在思念自己失散的骨肉。因为他曾经和他们的父辈们一起出生入死，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特别是那些牺牲在国民党屠刀下的战友们，更加令他心情难以平复。他有一种责任，一种不能用血缘来解释的责任，他一定要找到烈士们的后代，让那些战友在九泉下得以瞑目。

　　血缘是生命的延续，是社会赋予的角色，也是一种人伦秩序。然而，大凡超越血缘的延续，往往是追求事业和精神的继承，是一种人格力量的铭记，一种思想的弘扬。

　　周恩来正是这样一个以超越血缘亲情的范畴来处理个人感情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