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纪东忆周恩来：忍辱负重 严于律己【4】

　　对于毛主席的尖锐批评的原因，周总理心里是清楚的。但他仍然本着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党的精神，遵从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7月3日，周总理获悉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致信外交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是我让你们写的。我看了文章，我同意了。这个事情你们没有责任，如果错了，这个责任我来承担。”信中还诚恳地写道：“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以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

　　随后，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研究起草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送交毛主席和部分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在附信中写道：“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主席审阅后，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根据毛主席的要求，周总理又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等文章发到各驻外使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机关等单位。至此，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在那个年代，与毛主席观点相悖，后果可想而知。也只有周总理主动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才能为外交部的同志们减轻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沉重的思想负担。

　　三是，不管谁批准的，不对都可以改。

　　周总理对自己说过的意见、看法，作过的批示，一旦发现不全面、不正确，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都会立即纠正。1970年，国防科委给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有个试验生产项目，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外界的反应，准备停止。在一次研究核试验的专门会议上，国防科委的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情况。碍于周总理曾经批准过这个项目，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绕来绕去好几分钟也不提出明确意见。当时我在会场，当初请示试验生产的那份报告也是我送给周总理批阅的。我看出了国防科委几位领导的矛盾心理，就凑在周总理的耳边说：“总理，试验生产这个项目的报告是您批准同意了的。”总理听后，马上明白了国防科委同志的意见。他既严肃又亲切并郑重地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的，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周总理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他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完美的人”。人们为他的伟大而骄傲，也为他的平凡而感动。人们会记住他经天纬地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他对普通百姓的点滴关爱。

　　他和群众一起坐公共汽车体验生活；他在地震灾区下车亲自指挥车辆，疏导交通；他在黄河岸边和船工一起踏着纤夫的号子前行……他始终践行着自己《修养要则》中许下的诺言：“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阳的光辉。这里记述的仅仅是我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