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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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是周恩来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纲要。《提纲》所列“政治与科学”“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自由研究与计划研究”四个方面，是周恩来科技思想的集中体现。关于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周恩来强调科学并不能脱离政治，而且为政治所支配，所管辖；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周恩来从生产力范畴看待科学技术，强调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关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周恩来强调科学有其自身规律，二者相成相助，必须循序渐进、由量到质；关于自由研究与计划研究的关系，周恩来明确表示要把科技工作纳入计划之中，主动引导国家科技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周恩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科技发展道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1949年7月13日至18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会议第一天下午，时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周恩来到会祝贺并作了长篇讲话。（据竺可桢当天的日记，周恩来的演讲长达三个半小时。）这次讲话的提纲手稿，后来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为题被收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下文简称《提纲》，引自此篇的内容不再一一注出。此外，《科学通讯》1949年第2期刊载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摘要，对《提纲》的内容略有补充。）《提纲》虽只有600余字，但其中所列“政治与科学”“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自由研究与计划研究”四个方面，正是周恩来科技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政治与科学——革命者的角度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述巴黎公社时，曾有一句名言：“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150页。）科学本身虽然没有阶级属性，但存在一个科学被谁利用、科学家为谁服务的问题。因此，只要是在阶级社会，科学就不可能超然于政治。周恩来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政治与科学关系的这种判断。1922年9月，在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刊物《少年》上，他就曾写道：“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由此乃能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1922年9月1日。）在后来的实践历程中，周恩来也始终是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的。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在即之时召开的有关科技工作者会议这一特殊场合，面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对马克思主义还缺乏深刻理解的科技工作者，周恩来首先讲的便是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他认为，“科学并不能脱离政治，而且为政治所支配，所管辖”，“我们的新民主政治在于使科学不为反动统治转而为人民所支配，所管辖，不为反动统治转而为人民服务”。他还充满感情地说：“科学既然不能超越政治，那么一切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忠实于真理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只有自己参加人民的政治事业，才能解决问题……中国近代史已经完全说明，一切有良心的科学家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里，才有自己光明灿烂的前途。”（《周副主席恩来在科代筹备会上讲话摘要》，《科学通讯》1949年第2期。）

　　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把为谁服务的问题片面化、绝对化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失误，不可避免地对科技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周恩来是党内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领导人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为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左”的错误付出了很大努力。

　　1956年1月，在几次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调整，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批评了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指出不能低估“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和“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当然，周恩来同时也强调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重要性。（《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163、166页。）1962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正值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这之前的几年，知识分子工作中出现了严重错误。周恩来在同会议代表谈话时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不能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他还批评了科技领域不信任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干预业务工作的现象，强调“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3、366页。）在当时的环境下，讲这样的话是不容易的。

　　以1956年和1962年这两次会议为代表，周恩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保护科技工作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做了很多工作。但遗憾的是，周恩来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些观点当时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我们党才从理论上根本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问题，把科技工作者从政治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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